《美中開戰與台灣的未來》一書內容簡介有句：「貿易戰從來不是貿易問題。貿易是國家經濟的保障，能制定全球規則者勝。」

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仍有不明朗因素

台灣時間12月1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美中分別宣布雙方已經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際，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院士萊文（Steve LeVine）在「疑似」好消息傳出未幾就在發布平台《Medium》說：「這意味一場悠長的商業冷戰。」（The U.S.-China Trade Deal Means a Long Cold War for Business）

萊文的言論好像潑了市場一盆冷水，其實非常理智。所謂「疑似」，原因至少有四。一、雙方仍就第一階段協議條文細節商討，預計下月初在華盛頓簽署，然而一日雙方未正式簽字，仍有變數。二、事實上，外界對協議內容如具監控機制（美其名為“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美國對華關稅的安排、中國每年承諾購買大量（但準確金額未明）的美國農產品有大約的輪廓，不過對中國如何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問題上作出讓步等認知甚少。三、對美國來說，該協議只要求暫停增加徵收新的關稅，以及在1,200億的中國貨品關稅上由15%減至7.5%，其他對華政策並無任何改變，可謂毫無損失。

反觀中國讓步極多，對北京而言可能頂多是一則比較沒那麼糟的壞消息。四、由於有監控機制，中國一旦確認簽署，很難出爾反爾，否則只會換來美國更重的懲罰。可見，如果單就兩國發放的消息就覺得美中角力陰霾漸散，或至少是兩國復和的第一步，未免是太過天真。

事實上，縱觀上年三月以來，美中協議雖然一拖再拖，關稅一加再加（今次協議就算兩國確認簽署，1,200億美金對華關稅減半只是雞毛蒜皮），不少專家仍對美中關係抱謹慎態度，傾向外界不應對兩國角力的結果過分悲觀。這類「美中談判很大機會不會破局」之論述，在經濟界可謂主流，但已證明預測多次失準。何以如此？

經濟學家因篤信新自由主義而錯判現實

要解答這個現象，時間要先回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的一年，一個畫面直到今日仍富有啟發。當時英女皇向匯報國際市場動盪的倫敦經濟學院（LSE）學者提問：為甚麼每個人都錯過了巨大的海嘯（if these things were so large how come everyone missed it）？半年之後，一眾經濟學家致函回覆女皇的提問，其中提到他們在災難發生前因集體幻想（collective imagination）而錯估形勢。時至今日，這段軼事的你來我往仍舊適用。

當然，經濟學家錯估形勢的原因諸多，不能一概而論，倒是其中一個主因比較容易明白。畢竟，假若知名人士對美中關係的預測偏向負面，這種「淡市言論」不單會衝擊市場，甚至會左右執政政府的民望。因此，經濟學者對未來展望「唱好」較「唱淡」來得容易，最重要「唱好」之餘，提醒大家要敬終慎始，就算負了責任。可是，除了經濟學家對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對政經關係的誤判，也是構成對現實過於樂觀的另一主要成因。

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合作關係，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集團，然後說服他人相信其論說幾近是不能駁斥的金科玉律，而不提其學說的「歲數」並不久遠，大約萌芽於戰後的1950年代 註更多Lanny Ebenstein著，林麗雪譯，《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台北：時報，2016），電子版，頁256。。而這種忽略自身學說起源和演變史的做法，把一種扭曲了的學說提升至信仰的層面，自然難以闡釋以至預測美中貿易戰。譬如說，川普加稅的舉止就觸動了這批既得利益集團的神經甚或信仰。在他們眼中，關稅意味政府介入市場運作，只會對經濟構成必然負面的影響。

是以，在他們眼中，美國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自然不應，也不能向中國加徵關稅。這正好就是美國經濟思想史教授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提出的問題：在當代的討論中，自由人主義者已經變成無論任何情況都厭惡政府的新無政府主義者（neoanarchist），而往往忽視了被他們「封聖」的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在其經典《通往奴役之路》並不排拒政府：

「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沒有固定信條，也沒有所有狀況都要一體適用的硬性規定...... 或許在所有放任主義原則中，死板堅持某些自由主義者粗糙的經驗法則，為害最大。」 註更多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4), pp. 13, 27-29.

顯然，這個世界沒有面面俱全的學說，經濟學當然也沒有例外。

回到美中角力的議題，墨守成規的全球化影響了兩國貿易順逆差及就業市場結構等，其實就是貿易戰開打的背景。其實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2013）一早發出警告，提倡社會要重新重視政治與歷史經濟學，以及政府干預市場的功能，只是這種具前瞻性的立論難免惹來既得利益者的抨擊。不過，真金不怕火煉。經濟學家假若到此時此刻堅決只以新自由主義去評論國家政策、剖析國家去向，誠然荒謬。敢問，全球化正是刺激兩國對陣的原因，仍要求雙方遵守「新自由教派」、放任主義的規條，是否有點本末倒置？此其一。

其二，一個能為現實提供指引的經濟學，不能是象牙塔的理論，更應是一種對政治學有深刻認知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美中博奕，故然與經濟息息相關，但不可能只是經濟問題。然而，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集團，卻很難理解國家的利益——更何況有修昔底德陷阱之嫌——往往遠比短期的經濟盈利來得重要。無怪乎他們根本理解不到美國加稅這種「七傷拳：先傷己，後傷敵」的思路，而只會計算關稅對全球生產鏈及國內消費者的即時負面影響。但一如美國國際關係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醒：

「樂觀主義者聲稱大國之間有關安全競爭和戰爭的體系已經燃盡，這是錯誤的。實際上，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所有主要州份仍會深切關注彼此之間的力量平衡。」（The optimists' claim that security competition and war among the great powers has been burned out of the system is wrong. In fact all of the major states around the globe still care deeply about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mselve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註更多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361.

如果貿易戰是一場沒有子彈的戰役，何以很多經濟學家覺得美國會期望在不失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可確保自己在二戰後建立的利益體系？恐怕他們也解釋不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