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會日前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明訂將於明年中旬提名的29席監察委員中，必須有七席「人權監委」，再與監察院長及其指定的兩席「一般監委」，共組總數達十席委員的國家人權委員會。這是台灣人權法制的重要一步，而在無法過修憲改變現行《憲法》考試、監察兩院執掌的前提下，透過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置，也將監察院逐步轉型為人權院，為監察院注入新意。

台灣社會對於「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倡議已經超過20年，自從2009年將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內國法化後，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都積極督促台灣盡速成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不過對於這委員會該設在哪裡，卻始終莫衷一是。

若要符合兩公約的審查結論意見，一個獨立於現行三權（五權）的獨立國家人權機構是最好的作法，不過這涉及修憲，幾不可行；另個考慮是在總統府下設立獨立的人權機構，但這將傷害該機構的獨立色彩，也衍生總統擴權的疑慮；於是，職司官箴、監督行政部門與公務人員是否違法瀆職的監察院，就成為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最好落腳處。事實上，根據監察院自行統計之結果，其四成的調查案件本就涉及人權議題，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掌若合符節。

但監察院如何納入一個「完全符合巴黎原則揭示條件的國家人權機關」？亦有三項方案：甲案比照審計部，在監察院下設「國家人權委員會」；乙案是將監察院轉型成為混合型人權監察機關；丙案是在監察院設置院級獨立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由特定監委兼任人權委員。但甲案的層級過低，無法監督院級以上機關的人權問題；乙案只讓監委兼差人權議題，難符合巴黎原則的要求。最後，在前立委，也是現行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提出主要修法版本，明訂未來總統提名監察委員時，必須依：「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聲譽卓著者；或具與促進及保障人權有關的公民團體實務經驗，著有聲望者」的提名條款，提名七席「人權監委」，與現行的監院職掌分開運作。

這樣的設計維繫了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功能，也摒除了可能產生的違憲疑慮，但最大的問題在於監察院的功能分拆為二，如何平和運作不生扞格，成為明年提名的監察院長與新任監委最大的考驗。

現行的五權憲法是孫中山「獨見而創獲」的怪異制度，它仿造中國古代的御史大夫，設立了一個平行於現代三權分立的監察權，宣稱要防堵國會專制，施行起來卻直接造成國會無能。監察院本身也因為這半調子的職權，選擇性地認事用法，淪為黨派鬥爭的工具。更慘的是，其組織職掌就規定於《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廢除無門，改革無路，成為憲政盲腸。

較諸於北歐各國監察使，我國的監察院不但具有《憲法》的高度，組織人事與資源也都相對豐富。在加入人權監委設計後，勢將轉型監察院的功能，監委不再是執政者黨同伐異的「血滴子」，監察院卻有機會帶領台灣走向人權立國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