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列主義登陸「此岸」，國際共運澎湃洶湧，二戰後大面積滲透歐亞，甚至遠達美洲。奈何共產赤說悖離歷史理性，硬扭人性，由實踐慘烈證謬：指向天國的馬克思主義將所有赤國帶進地獄。公有制、計劃經濟、一黨專政，只能分娩大蕭條大饑荒大恐怖，直至圖窮匕現的六四坦克上街。1989年「蘇東波」一起，國際共運滑然退潮，中朝越古最後幾個赤國「西風殘照」。

人類社會制度本分泌于人性，自然人文生態，存在即合理。馬克思主義倒置價值序列，企圖改變自然人性，逆向趨就他設計的共產主義，當然只能得到歷史的嘲笑與徹底失敗。只是人類為驗別這則邪說，支付了怎樣的代價！可憐吾華，支付學費最高最巨，更痛心的是：至今仍在延續。

時至今日，失去彼岸朦朧的共產赤說，徒眾四散；中共雖有九千萬黨員，但今非昔比，如今的九千萬遠不如北伐時期的五萬，已是全無信仰的利益集團。赤廈傾倒，歷史必定重演——無有一個是男兒。原因淺直，既失信仰，再無利益，能有幾人跟著「不忘初心」？

防止下一波

日光之下無新事，故事總有新編，人類常常重複同型錯誤。每一代青年都有改進社會的衝動，立新說以嘩眾，倡新事以揚名，很難遏制的人性弱點。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獲得認可的欲望也有它黑暗的一面，致使許多哲學家相信精神是人類邪惡的根源。」 註更多（美）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1992），黃勝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頁206。種種邪說當然總是搭乘理想之翼出行。

國際共運再次證明：世人很容易被「新說」領走，因為理想是人類精神的永恒主題，只要沾帶「理想」，再羅列一點似是而非的論證（如「剩余價值」），改變社會的新說便總會有銷路，既然人類那么需要「理想」。針對人類的這一特征（或曰弱點），警惕「理想」也就成了國際共運留給今人的重要「遺產」，即對理想也應有所約束有所規范，理想不能脫離「法治」，得接受理性的檢驗。共產赤說就是逃過這一檢驗，最后只好由實踐檢驗。

赤潮大面積滲漫，還依賴一項非常重要的條件——人們對新說的寬容。自古成功在嘗試，不能不讓試錯，完全循古守舊，不越雷池一步，堵塞創新之源，社會發展失去原創動能。但另一方面，嘗試成功自古無，創新又往往成為走偏的起點。「允許試錯」，赤說得色，喧囂一時。1934年，胡適曾撰一篇未刊文：主張將東北讓給中共去搞共產，若試驗成功，可予推廣。 註更多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三聯書店（北京）2006年，頁120。直至1949年，胡適都未正面駁責中共與共產主義。國府敗臺后，胡適對此深深自責。

存在即合理

總結百年國際共運，挖掘赤難泛濫根因，擰絞赤難經驗，成為我們這一代赤難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從根子上，赤難第一致因還是「知難」。數代中外赤士之所以迷醉赤說，實在於未能分清理想與邪說，以致赤說借理想獲得「實習權」。

很不幸，百年赤禍也從反面告誡我們：赤潮泛濫也是一種「存在即合理」，證明吾華傳統文化存在大大弱點——接應赤說的對應點，如一路金光閃閃的「大同」，如文化毫無個人權利意識（只強調「責任」）。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缺乏接應，一則外說不可能滲透異土，更不可能迅速燎原。

熠熠「中庸」

護新防新，依違兩難，分寸難捏。歐美現代政制的高明就在于凝結理性精度——既保證各種新說孵孕（言論自由），又防止各種極端偏激（禁止暴力、互辯互詰）。在扶助各種創新、保持思想活躍的同時，攔濾各種偏思邪說。

民主自由、三權分立、新聞獨立等現代人文理念，之所以成為現代價值基石，當然在于其文明含量：辨歪說於初萌，扼災苗於未成，以國會集體智慧嚴守立法雄關，實時監督政要一舉一行。總之，歐美今天的繁榮建築於他們的思維精密度，對各種價值的理性把控，合乎吾華傳統文明精髓——中庸。

寧慢勿迫

赤潮浩劫，巨災凝訓——

一、社會改革寧慢勿急，保守很重要，存在即合理；祖先不可蔑，經驗不可棄。任何長期存在的制度必含不得不然的客觀掣肘，只能根據現實可能輕拭輕改。急速突變的「革命」，危險係數極高（未知因素太多）。

任何重大改革均須保留可逆性，決不能以未來倒證現今。馬克思主義就是以未來論證自身「合理性」，《共產黨宣言》 註更多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共中央編譯局：《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85。——

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二、毛澤東名言「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用未來的「可能」否定現實合理性，為一己之說立論。昨天是今天的母親，今天當然是明天的母親，馬列赤說倒果為因，兒子成母親，未來倒證，結果如何？！

結語

很慶幸，臺灣較完整保留吾華傳統文化，炎黃子孫還能從祖先的經驗倉庫中翻挖前賢「寶藏」，借光前賢，傳澤後人。

筆者一直希望能長居臺島幾年，做做深呼吸，真切感受中華民國的文化底蘊，具體丈量兩岸各種差距，為大陸災胞呈遞幾份「深度報告」。

※作者為大興安嶺知青／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所訪問學者（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