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1 月，包括吳斯懷在內的 32 名退將赴中國參加孫中山紀念活動，竟在台下聆聽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習近平演說，並向中國國歌致敬，照片傳回台灣，引起一陣全國譁然。於是，在今年7月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明定政務副首長或少將以上人員退休後，不得參與中國大陸相關政治活動，而有妨害國家尊嚴行為，違者最重可剝奪月退俸。

《兩岸條例》通過的當下，不少退將反應激烈，吳斯懷就怒批，這立法的動機有問題，代表民進黨不信任國軍，羞辱退將，「難道支持統一就是犯罪？」不過這項立法起了立即的效用，今年中國十一國慶時，共邀請九名台灣退役高階將領出席，但沒有任何一位將領敢與會，顯然是精準的立法發揮了作用。

的確，退役將領也是公民，在民主社會裡，他們當然也有表意（包括表達支持兩岸統一）的自由。不過，這些受邀前往的不是上將就是中將，即便他們信守絕不洩漏任何軍機的從軍承諾，他們昔日在軍隊裡的袍澤部屬，看著昔日的長官學長向共產黨高官叩頭謁見時，怎可能不動搖軍心士氣？又如何讓納稅人相信這是一支可以自我防衛的軍隊？這法律有效打擊這樣的行為，也是個衡平的立法。

由於兩岸定位的關係，台灣的法律體系上至憲法，下至各種法律以及行政規章都面臨難以定義中國的困境；一如韓國瑜被問到對台灣最有敵意威脅的國家時，居然支吾其詞，說不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字。台灣最大的境外敵對勢力明明是中國，但雙方的關係既是「兩岸」，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刑法》的內亂與外患罪根本不適用中國，各種防範中國敵對勢力非法入侵的規範，也只能散見於不同的法律。

《反滲透法》是第一部在現階段正面將中國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與「滲透來源」的法律，在台灣內部引發爭議，勢所必然。不過，一如美國放棄長達30年的對中交往政策，在國家戰略報告書裡將中國明確定義為「戰略威脅」；台灣中國近在咫尺，又是舉世公認遭中國以各種方式滲透得最嚴重的國家，從今年中的《國安五法》到如今的《反滲透法》的立法進程，其實不令人意外。問題只在於，法律內容是否定義不清、包山包海，以言論入人於罪？關於這一點，有兩項似是而非的論述，應該先予以辨正：

第一、此部法律如此重大，怎可僅由民進黨團提案，而沒有行政院版？有需要急著在選前通過嗎？為何不留給新的民意決定？

上述說法忽略了台灣立法院運作的實態。《憲法》明訂立法院擁有法律提案權，無所謂行政院提案較為慎重的說法；而若干重大法律案或基於時效，或基於政治敏感性，刻意由立法院執政黨團提案（其實提案內容根本是行政部門草擬），更是立法常態。因為選舉前的表態壓力，往往可以讓藍綠政黨捐棄成見、拼搏民意，所以重大立法案在選前拼過關其實不乏其例。台灣的第一部《公民投票法》就是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壓力下才得以通過，《政治獻金法》更是在2004年總統大選前兩天才完成三讀。

以《反滲透法》的高度針對性，也幾可預料，一旦拖過選後，它將再無立法的可能；因為這是向中國共產黨釋放極不友善的訊息，任何勝選的台灣總統，都不會想在這個議題上再與對岸政府針鋒相對。選前的民意壓力，的確是《反滲透法》三讀立法的唯一可能。

第二、《反滲透法》裡對「滲透來源」定義模糊，包山包海，容易羅織罪名，入人於罪？

《反滲透法》裡對「滲透來源」的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境外敵對勢力之政黨或其他訴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以及「以前兩項設立、監督管理或實質控制之 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此定義其實與《兩岸條例》定性對岸政府的：「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團體」相仿。關鍵在於中國為一個以黨治國的國家，若無法擴及黨國所控制的「政治團體與機構」，根本無法進行反滲透立法。

更重要的是，《反滲透法》只處罰「滲透行為」，只有在接受「滲透來源」的指示與金錢資助，並從事非法政治獻金捐獻、政治遊說、選舉助選，以強暴脅迫方式破壞社會秩序等行為，才會觸犯《反滲透法》，兩項條件缺一不可，所謂「言論獲罪」根本混淆視聽。

以政治獻金為例，目前的《政治獻金法》早就規定參選人不得收受大陸港澳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的政治獻金，只是違反上述規定者僅處罰收受獻金的擬參選人。《反滲透法》則將處罰範圍擴及收受違法政治獻金的的「上線」，包括負責接頭中介者。何者立法較為周延，能夠遏阻目前中國滲透台灣選舉的現況？其實不言可喻。

《反滲透法》該否在此刻立法？關鍵在於能否達到國家安全與兩岸互動的衡平性。其中哪一條文定義模糊，容易羅織入罪，儘可提出對案，周詳討論；但所謂「時機倉促」、「不夠周延」的指涉，無異於矇著眼睛反對立法。至於什麼「媽祖也是滲透來源」、「吃個飯就是滲透來源」的說法，更是等而下之、胡說八道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