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納粹的歷史評價，已有清楚認定；但回溯七十多年前，確曾一度讓歐洲諸國感到困惑。原本對英國高高在上反感的人，剛開始其實還頗期待一股反制它的力量出現；偏偏德國恃軍重武，似乎又讓人不安，加以德國國富兵強，正如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勢，識時務者理當要靠攏它，結果眼看原本一隻「房間裡的大象」，竟像頭闖入瓷器店的公牛。

此外，納粹的教訓之一，就是誰說民主不會發展成極權，那個言必稱人民的政府，和法西斯也可以是一體兩面。跨越時空，有一段時間這些史談常被借用警惕台灣的民主發展，尤其台灣有過不折不扣的獨裁統治，今天若有絲毫違背民主價值的跡象，很容易被視為在走回頭路。台灣歷任民選總統經常被罵「獨裁」，多少有向他吹哨的意思。

關於納粹對民主的扭曲和糟蹋，是所有民主國家的殷鑑，不要讓自己變成納粹、變成獨裁、變成法西斯，站在文明社會的角度，無庸置疑沒有錯誤。只是在檢討納粹課題的同時，也被歐洲國家當作同等重要的提問是，近鄰納粹的民主自由國家，究竟該怎麼面對它？

當納粹對鄰國步步進逼時，不少遠在千里之外的人民，起初都沒想到自己會有直面德軍坦克的一天，直到東歐波蘭淪陷，引起的震波才直達北歐。

至於北歐三國丹麥、瑞典、挪威，剛好呈現三種不同面對納粹的作為。偏安多時的斯堪地那維亞，眼看德軍東進之後企圖揮軍北上，終於接受此刻的德國，危險更勝老牌的帝國主義英國。瑞典自知武力不若德方，卻不及進行抵禦工事，因而寄望外交手腕化解危機，於是，便和以英國為首的聯軍保持友好，包括提供聯軍訓練基地，但同時也對德國敞開胸懷，為其輸送彌足珍貴的鐵礦，用以製造侵略他國的武器，由此得以「中立國」自保。

丹麥原以為和德國簽有等同和平協議的「互不侵犯條約」就能避開厄運，結果德國稍作戰略調整，丹麥就變成進攻對象，由於兩軍戰力懸殊，自德軍進駐哥本哈根，丹麥軍隊雖試圖抵抗，不過兩小時丹麥政府就放棄投降。

事實上，自始至終，挪威才是德軍最主要目標，因為當地戰略地位，足以在聯軍截斷來自瑞典的鐵礦時派上用場，北歐三國，唯有挪威和德軍正面交戰超過一個月，寫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抗納粹英雄事蹟，這也是這個夾在瑞典、丹麥之間的小國迄今最自豪的一頁，既沒有瑞典左右逢源的機巧，也比傳統北歐強國丹麥更耐打。不過，它也是三者中，有著最難堪歷史的一位。

即當納粹興起，挪威政客之中，很快便有人陣前倒戈與之唱和，大喇喇成立站在德國一方的國民聯盟，組成兼及菁英政客和三教九流，他們把挪威政府當敵人，不斷供給德軍內線資訊，讓國家腹背受敵，尤其充當了德軍對挪威「最後解決方案」的臨門一腳，沒有它們裡應外合，挪威理當可以表現得更頑強一點。

英文裡的叛徒叫「Traitor」，因為挪威國民聯盟對納粹主動內應，讓挪威等不到他國援軍就先死了上千人，其名聲更低過當時強調明哲保身不要招惹納粹的瑞典政客，它主要創黨和領導者的名字叫「奎斯林」（quisling），結果這名字日後在歐洲許多國家也直接成了通敵者或賣國賊的代名詞。

奎斯林帶來的恥感，在他不僅歌詠納粹，以實際行動傷害挪威，更在挪威人失去尊嚴和國家的一刻，由此享受了短暫的執政虛榮。但挪威人從不後悔那段時間以平等、多元之名，容許奎斯林籌組友好納粹的國民聯盟，因為誰又能想像得到，一個人可以出賣自己生長的家鄉到這種地步。

回溯納粹崛起，重新檢視希特勒的起落，對民主國家絕對是有意義的，同樣的，希特勒的出現，其實也一併檢視著旁人怎麼應對他。希特勒踩著民主反民主，是對民主走向獨裁的最大警惕，沒有人應該變成他，也沒有一個國家應該變成那個時期的德國。台灣當然不應該，台灣政客當然也不允許，只是，當我們對可能的民主變質提出呼籲時，或者也可修正一下看待自我的角色。假若以史為鑑，台灣的處境，究竟正在複製誰?是德國納粹？普天之下，今天有誰可以跟中國搶這個角色？

至於台灣眼前檯面上那些政客，到底是神似德國希特勒，還是宛若挪威奎斯林？若是後者，那麼，很可能就不只是民主有無變質的問題，而是面對不民主的極權法西斯來襲，你打算怎麼辦？有條件怎麼辦？草草舉白旗投降，像丹麥？親德友英，像瑞典？還是坐看內敵通外敵，束手無策像挪威？

《反滲透法》過與不過，台灣的挑戰不在這裡，也在那裡，它不是一面照妖鏡，卻可以藉此重新好好端詳自己鏡中的樣子，而後警覺以為自己長得像民主變調的德國，結果發現原來更似面對納粹以卵擊石的挪威。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