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江、香江緣何流向各異

本月20日，習近平出席澳門移交20周年慶典，全澳立即變成戒嚴狀態，包括香港電臺、商業電臺、Now新聞臺、無線電視、《南華早報》及《蘋果日報》在内的多家媒體記者都無法入境採訪，一如2017年他出席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慶典的情勢，兩年前，劉曉波事件為訪港蒙上陰影，兩年後，訪澳則處在香港反送中的陰影之下。

在中央政府領導人眼中，因政制穩定、經濟增長迅速，澳門是實踐一國兩制政策的模範城市。在反修例運動中，香港市民的抗爭精神與創意震撼世界，而一水相隔的澳門卻波瀾不驚，香港議員陳惠達被澳門方面拒絕入境，理由是其企圖「危害澳門公共安全或公眾秩序；澳門警方駁回示威者「反港警」集會的申請，並指出此類集會是在支持違法行為。香港與澳門同爲毗鄰廣東的特區，政治取態卻大相徑庭，澳門所謂安定繁榮與香港民變不斷的背後，體現了政治穩定、身份認同和公民社會的差異，取決於兩地各自的歷史路徑與地理狀況，包括殖民過程、宗主國對暴動的反應及黨化教育與否等諸多層面。

殖民過程

1842年、1860年和1898年，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先後簽署《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大清先後先後割讓的香港島、九龍給英國，並租借新界99年，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標明中國在1997年合法的取得整個香港的主權；十六世紀中期，葡萄牙人逐步在澳門定居下來，而葡萄牙取得澳門的方式是佔據，既非租借，也非割讓，1887年，清葡雙方簽訂《和好通商條約》，葡國取得對澳門的管治權。

宗主國方面對移交之後的港澳走向亦有影響。17世紀，葡萄牙為了對抗西班牙與英國結盟，並向英國的工業品開放了市場。此時，在葡萄牙控制下的巴西黃金開發高潮興起，但所得流入了王室而非商人口袋，在王室專制下，也並未作出財政改革，葡萄牙因而成了黃金漏斗，使英國迅速地積累了巨額的貨幣資本，而光榮革命後英國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措施，英國較葡萄牙先實現民主化和工業化，葡萄牙直到70年代前，依舊實施威權統治，繼承其特質的殖民地澳門其管制方式也相對傳統，例如推行博彩專營制，財政來源寄託於博彩專營公司；放任社群分隔自治，任由殖民地階層分化；出現抗議時單純寄希望於武力壓制，不做反向的反思與改革等，這些都限制了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有效統治。

1974年康乃馨革命爆發，葡國政權更迭，對澳門迅速失去統治意志，甚至1975年主動提出歸還澳門，但彼時文革尚未結束，中國未立即接盤。1976年，葡萄牙頒佈《澳門組織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直接定義澳門為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而1999年向中國移交的即為澳門的治權。

而英國對中國議價能力高於葡國，中英移交香港是經過了幾輪談判，港英政府此時也推進了民主化改革：1982年區議會引入選舉、1983年市政局選民資格擴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發佈香港代議政制發展綠皮書、1985年立法局引入間接選舉等，香港人也希望參與談判，本地知識份子提出「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等建議，因此，香港的《基本法》45條載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六十八條載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而澳門《基本法》相對應的47條和68條並沒有相同港版基本法的「雙普選」承諾。此外，香港廿三條立法在50萬人游行反對下終止，而2009年澳門立法會卻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十年來，北京對澳門鉗制較香港更緊，原本不活躍的的公民社會更加受限，批評政府的媒體及記者處在被抽廣告乃至黑社會報復的陰影之下，近年還有越來越多的香港敏感人士被禁止入境澳門，包括臉部識別在內的監視技術和警察權力也迅速增長。

由此，移交之前的政治狀況與基本法、國安法的訂立影響移交以後兩地的政治狀況，澳門雖然在2000、2006、2007、2014年有規模不一的示威，但均為民生而非政治訴求，這與香港連綿的政治抗議明顯不同。

（ 繪圖：秦胆／資料來源：Wikipedia）

宗主國對暴動的應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澳門及香港陷入民生困局，中共在港澳團體及本土左翼組織借文革鬥爭手段，運用民怨策動暴動對衝殖民地政府，以「反殖愛國」的名義企圖奪殖民地政府之權。

澳門一二‧三事件發生前，因葡國國力不繼、殖民地的經濟利益不多，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低，貪污盛行的結構性矛盾業已存在。結構性矛盾加之1966年12月的突發性的「氹仔事件」引爆了民怨。事情肇始於澳門外島氹仔民間擬修建國小校舍，卻受澳葡殖民政府阻撓，左派團體連續抗議遭新任澳督拒見。12月3日，警察到場驅趕示威者，加之總督府「扔細路落樓」（扔孩子下樓）的傳言，警民衝突逐漸升級，當然傍晚澳葡政府宣佈戒嚴，葡兵打死八人打傷二百多人，衝突由此持續。

面對澳門居民曠日持久的抗爭、中共外交壓力、解放軍出動海陸兩軍圍困澳門的戰術，葡澳政府被迫妥協，翌年1月29日澳督簽署「認罪書」（《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作結，葡澳政府確認中國對澳門的主權，而葡國只是暫時管理澳門，並同意把澳門的親台北力量驅逐出境至此。自1966年後，澳門已成爲「半個解放區」，澳門的華人社會基本上由親北京的力量所主導。

與澳門的原因類似，香港六七暴動亦有結構性原因，彼時香港人口增長迅速，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大饑荒中冒險逃港者，港英政府未投入相匹配的資源紓困，公共資源因此供不應求。香港左派組織與中共在港組織利用民怨，準備如法炮製澳門經驗，但港英政府用英軍聯合警察反撲，並得到各階層香港人支援。事後，港英政府透過民政專員制度增加與民間的講通，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福利上也有改進，促成70、80年代香港之穩定。1972年履新的總督麥理浩任内積極鼓勵香港工業循多元化發展，並著手提升香港的工業技術水準，對香港產業轉型貢獻良多。

宗主國對暴動的應對由此成爲日後產經結構走向的分水嶺。香港自70、80年代的經濟騰飛，奠定了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而澳門產業結構移交前後仍然為單一的博彩業，難以像前者形成強有力的中產階級與公民社會。

黨化教育

教科書作爲教學活動的指定資料，對形塑年輕世代的身份認同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共自革命年代以來就極其重視宣傳的作用，教科書自然不是黨外之地，對澳門、香港等前殖民地，北京更重視中學教育對消弭抵觸情绪，培植民族自豪感、認同感之作用。治權移交以後，澳門國民教育逐漸與中國趨同，教學中漢語拼音、普通話、簡體字越來越多，87所大中小學升也都得掛國旗，相當學校多個科目甚至直接選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

早在2007年，教青局曾經著手編訂統一的中學歷史教材，借此以本土化的名義輸送認同感與歸屬感進而落實一國兩制，同年澳門也實施15年免費教育，除了10間未加入免費教育的私校，其他學校均直接受制於財政注資，在教材選用及課程設定上受制於政府，自主辦學名存實亡；2019年，教青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編製國中及高中的中國歷史科教材，次年起全面使用，合編即擴充澳門本土歷史，史觀論述仍以中共史觀為基本盤。

相較於澳門，香港歷史教科書自編教材，香港選用的教科書制度較澳門更靈活自由，教科書不以中共政治正確為標準，以初中歷史教科書《新理念中國歷史·甲部》爲例，沒有大談特談所謂的中共革命事跡，如秋收暴動、長征、中共七大等，對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也以較大篇幅介紹，直陳中共歷史錯誤。

不過，2017年就任的林鄭月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要求所有中學2018-2019年開設獨立的中國歷史科，旨在重施12年因反對而擱置的國教科，落實北京強調的教育主權、思想回歸，未來香港辦學自主性不容樂觀，港澳教科書攻防戰也反襯出台灣新課綱把中國史納入東亞脈絡的思路何其必要。

因殖民路徑及移交前殖民地既有狀況，澳門與香港之間分別明顯，而北京刻意扶植與稱讚的「澳門模式」，其内涵指僅經濟制度較中國城市不同，其餘包括教育、文化、政制在内的面向不可以接受特殊性，以防八九事件或顔色革命借由特區傳遞至本土，且僅有的經濟制度差異，也仰賴北京鼻息，由此定位「一國」下的「兩制」。

澳門加上此前培植的浦東新區、深圳特區，三地仍無法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和中外橋梁的角色，後者可遇不可求，更諷刺的是，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在本月16日將澳門信貸評級展望從「穩定」降至「負面」，降級原因正是澳門與中國內地在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面日漸「同化（gradual convergence）」所致，這正是強化「一國」的惡果。在產業高度依賴博彩業、政制變革受限於北京、年青世代參政意識漸長的未來，「澳門模式」危險重重。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