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可敬的論敵陳映真，今天在北京去世。一種無可言喻的荒涼感，帶著悲傷，席捲而來。他在生命最後階段，選擇北方城市做為終極的歸宿時，我便明白此生再也不可能與他有交會的時刻了。在人生旅途上，縱然理解彼此站在兩個極端，但是經過不斷對話、不斷對峙，擦出的火花使黯淡生命產生了光亮，也使貧乏的時代變得更加精彩。

陳映真之於我，可能不止於意識的對決而已，更使我確認這個時代的非凡之處。沒有他的存在，我可能無法確切定義我所信仰的台灣。

大我10歲的小說家，在他赴北京之前，與我就《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觀發生激烈論戰。在這世紀之初，我與他各留下長達5萬字的交鋒，可能是我最難忘的記憶。文壇稱之為「雙陳大戰」，對我並未產生影響。

最重要的是，我終於寫出這部生命之書。他與我在政治信仰上、意識形態上、藝術美學上，都呈現南腔北調的狀態。但是，無論兩人表達的語言有多極端，在情緒上有多亢奮，都無損我對他的尊敬。

今年在現代主義的專題研究課堂上，我依舊要求國教碩士班學生閱讀他的小說。至少，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還是很高。今天幾家報紙來電話訪問，我都坦白承認，他是我年少時期的文學啟蒙者之一。

我仍然清楚記得，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時期，香港出版了他的《陳映真選集》，置放在我床頭。

每個晚上睡覺前，都要讀一篇書中的小說，好像在捧讀聖經那樣。那時，他還在獄中。直到我出國時，從未有過謀面的機會。傳說中的他，形象越來越龐大。他帶著我去認識，什麼是人道主義，什麼是理想典範。

1975年他出獄時，我已經在海外讀書了。第二年，他與蘇慶黎創辦《夏潮》，記得我曾經在上面發表過兩首詩。但是，他日後陸續刊登的言論，似乎距離我越來越遠。第二年，我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一篇散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以幽微的文字隱隱向他告別。這個題目取自魯迅的散文，我挪用來暗示自己的心情。

當年在研究所時期，曾經以他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為主題，我改寫成同樣題目的詩，有意向他致敬，發表在《龍族詩刊》。沒有想到，短短過了3年，我已經慢慢離開他的文學領域。

如果我沒有出國讀書的話，或許我還是持續著迷於他的文學世界。只是，站在另一個海岸，我已經可以清楚辨識台灣的政治命運。國民黨所加諸於我這世代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也無法讓我相信下去。我掙脫原來的歷史教育，重新尋找迷霧中的台灣方向。

當我徹底覺醒時，自然而然就站在陳映真的對立面。他遵奉的民族主義，自然與國民黨不同。國民黨是極右派，陳映真是極左派，他們之間的公約數，便是中華民族主義。對於當時微近中年的我而言，已經開始培養深厚的台灣意識了。當我站在台灣這一邊，便察覺了一條漫長的道路亟待我展開艱困去跋涉。

從來也未曾預料，我在1980年代之後，斷斷續續與他發生了四場論戰。

包括：1.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問題（1984），2.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評價問題（1987），3.  周明的《台中的風雷》之版權問題（1991），以及 4.《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觀問題（2000～2001）。長達十餘年的對峙，已經在我靈魂底層烙下深刻的痕跡。

這些論戰，都刺激了我寫出許多艱難的著作。《謝雪紅評傳》、《左翼台灣》、《後殖民台灣》、《台灣新文學史》，都是我與他論戰之後的成果。在一定的意義上，我在內心其實是懷著難以解釋的感謝。這樣說，似乎有些矛盾，於我而言，卻是和諧無比：他曾經是我文學的早期啟蒙者，我都謹記在心。

在時代的浪潮沖刷之下，我選擇了與他截然不同的道路。許多無法解釋的事情，只能歸諸於時代的安排了。我必須承認，在我的向晚的歲月裡，我一直特別努力，為的是讓他知道我是如何為自己的信仰而奮鬥。

即使他已經病倒在北京的時候，我也未曾懈怠下來。他忠實於他的政治選擇，我也忠實於自己的政治立場。

或許已經沒有對話的機會，我當然更堅持長期培養起來的強悍性格。誠實來說，陳映真的離去，我內心裡有一種惆悵，更有一種寂寞感。今天晚上，我朝向陌生的北京，對這位可敬的論敵致上最高敬意。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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