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一年到來，香港新一屆區議員即將上任，香港民主派的抗爭進入新旅程。

在11月24日進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以民主派大勝，建制派慘痛失敗告終。民主派史無前例地奪得超過九成選票，囊括了十八區中的十七區的控制權。

在香港，大概沒有人會懷疑，民主派將獲勝，問題只是獲勝多少而已。但選後，很快傳出消息，原來中國中央方面，原本認爲建制派將會勝利，還早早要求中央級媒體準備好通稿，準備第一時間發佈。哪知結果大出意料。雖然這個消息難以確證，但在區選之後，中國最早發表的通稿，居然只有寥寥數行，說香港區選順利進行，連選舉結果也沒有提。這顯然是根本準備不足之故。印證了消息。

中共對香港區選的錯判看似相當離地，但並非沒有脈絡可循。

首先，區議會法定權力有限，長期被視爲重民生不重政治（筆者曾論述，這是在建制派和新興民主派通過話語共同塑造的結果）。於是，建制派政黨依仗中共和中資、親中企業在背後的大力支持，以俗稱「蛇齋餅粽」的街坊福利政策和興趣班等方式，在地區經營多年，建立了非常強大的網絡。在最近幾次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無不大勝而歸。這次選舉雖然情況特別，但建制派原先領先甚多，中聯辦和建制派又有「鐵票」，中共沒有大概沒有預料到，建制派的網絡和鐵票居然會不敵。

其次，區議會選舉前，發生了員警圍攻中大和理大事件。在這一周，民情一度因抗爭者大規模破壞交通設施而有所轉變。一時間，建制派會有錯覺，認爲打著回復秩序的「法治牌」可以扳回民意。事實上，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的票數也比以往高，而且確實有事後的分析指出，如果這一周員警任由中大理大學生繼續堵路，建制派並非沒有勝選的可能。只是員警想在這兩場「圍城」中一網打盡，以致反對派的民意同樣上升，最終反對派洶湧而出投票，才導致建制派大敗。

第三，中國中央對香港民情的判斷管道，長期被中聯辦、港澳辦、香港建制派人士和大陸對港澳研究學者所把持，這形成相當濃厚的同溫層。同溫層的問題一個是官場報喜不報憂，揣測上意的惡習，一個是在同溫層的互相影響下，很容易自己也愈來愈相信這套論述。因此，決策層對香港的動向研判存在偏差，有時大一些，有時小一些，但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偏差，很難根除。

香港民主派或換種新玩法

有人或會質疑，難道決策的人不會直接看香港的媒體嗎？首先，很多媒體已經被中國直接或間接控制，一些原本較中立的媒體可能在報導上還是黃絲，在分析上已經藍絲化。其次，對反對派媒體（如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等），同溫層的人自然有一套它們都是假新聞的理論。正如很多生活在香港卻支持政府的人，對這些黃絲傳媒報導、分析和民意調查等，都採取完全不相信的態度。中央的認知方式或許並無太大的不同。如果延續這種方式，中國再香港的治理將很難對症下藥。

雖然香港區議會選舉之後，有人認爲區議會權力有限，因此作用也有限。此話並不準確。雖然，區議會長期只扮演「相當地區性」的角色。基於社區的深耕細作，也被貶為「開興趣班」、「替公公婆婆量血壓」、「蛇齋餅粽」。

但這是長期被限制了想像的結果。香港民主派贏得區議會選舉之後，大可以換一種玩法。

區議會的第一種新角色，是作為人民授權的直接發聲的工具。

區議會議員是香港人以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的，代表的是人民的授權。在香港特首和立法會選舉缺乏真正的完全的人民授權的體制下，從「一人一票」的意義來看，他們作爲一個整體，比立法會議員們的代表性還高。因此，區議會議員可以經常性地代表人民直接發聲。

比如，區議會可以就每一個政府的政策，發表全港十八區區議會的聯合聲明，表明贊成或反對政策。這些聲明雖然沒有實際的法定權力，但可以充分顯示人民的意願。這種表態不但是給香港政府和中國看的，還把人民的聲音直接反映在國際輿論前面。這種表態一而再再而三，就會形成一種慣例，從而產生足夠的政治上的壓力。區議會同樣也可以依靠這種表態政治推動議程，比如促使政府打贏「五大訴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推動雙普選。

區議會的第二種新角色，是「地方包圍中央」。

香港政治將有一番新局面

區議會雖然權力不大，但在具體到社區事務中，也有一定的制衡能力。區議會的權力包括：

第一，有權就政府在該地區1）推行影響地區人士的福利的事宜；2）區內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3）為各區制定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4）各區就地區公共工程和社區活動獲得的撥款的運用等，提供意見。

第二，就在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1）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2）促進區內文娛康樂活動的工作；3）區內的社區活動等責任。

第三，正副區議會主席以及區議會下轄各委員會的主席，是「地區管理委員會」中的當然成員。雖然「地區管理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的民政事務專員，委員中也有其他政府署級官員，但來自區議會的委員有7-11位不等，足以構成抗衡的力量。

於是，區議會足以在地區事務上用推進議程或者拖延議程的方式去抗衡政府。

第三，區議會還可以成爲抗爭運動或其相關運動的發起人。

由於區議會掌握一定的資源，可以利用這些資源組織和資助監察政府的活動。比如有人就提議，成立網上的和社區的自由討論論壇、廣場集會、社區連農墻。事實上，香港公安條例，沒有限制區議會不能成爲公衆集會的組織者，如果由區議會名義發動和平抗爭，必然會大大地增加抗爭的意義。

第四，區議會中民主派的大勝，鼓舞了民主派在功能組別團體的「搶班奪權」。

建制派一向在多個功能團體中占優勢，這不是必然的，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人認定建制派必勝，從而無心挑戰的結果。沒有在功能組別取勝的決心，又導致很多人（或組織）缺乏參與功能組別選舉（即成爲選民）的意願。

實際上，很多功能組別，成爲選民的門檻甚低，比如任何一家持有牌照的飲食小店的持牌人都有資格成爲飲食界的選民。香港飲食店多如牛毛，但2018年飲食界選民只有區區4,677人。建制派的候選人多次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

民主派在區議會的勝選，不僅讓民主派看到在功能組別挑戰建制派的可能。區議會掌握了資源之後，更可以運用資源大力推動民主派在功能組別登記為選民。

如果民主派能在功能組別反攻，那麽首先有望打破建制派對立法會的壟斷，其次更可以進一步在特首選舉委員會中，攻佔多個功能組別的選委。掌握足以制衡建制派的選委票不是奢望，甚至過半數的選委票都不乏可能。

這樣的話，即便在議會路綫也可以推動有利民主派的議程。

總之，新的一年，隨著新的區議會議員的上任，香港政治會有一番新的局面。中國如果沿用同溫層的思路，不再正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只會令管治更困難。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