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香港社會依然陰霾密佈。同時，新一波家長式管治手法在教育界蔓延：先有教育局宣布要懲處106位曾參與反修例運動的教師；繼而在不同大專院校出現形形式式的新管理措施（如理大放棄開放式校園政策，在不同入口加設入閘機）。此外，中央在港人事安排亦有異動。種種跡象顯示，香港在未來要面對的，是更艱難的一年。

經過上年的反修例運動，香港社會已一去不返，實實在在地進入威權統治年代。在承認和認清這政治現實後，我們必須認真回答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為什麼要面對這局面？換個說法：香港是如何從一個自由之都走上威權統治的道路？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又需要回到過去，重新審視殖民統治期間留給我們什麼樣的「遺產」。

仔細翻查香港自九七政權轉移以來的多次群眾運動，我們不難看到這些運動與香港社會最核心的社會價值—自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二戰以來，香港便充斥著因逃避戰亂和中國內地政治動蕩的難民。對這些難民來說，香港是一個讓他們遠離政治而保存個人自由的地方。對較年長一代來說，這些個人自由往往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然而，這種遠離政治限制而對個人自由的追求，便打從戰後開始在香港紥根。

香港要到60年代中後期才開始有鮮明的轉變。人口結構上，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逐漸成長，並躋身中產階級的位置。這代的中產階級不單承存了上一代對香港作為「自由之都」的想像。與他們父輩不同，這一代香港中產階級對「香港人」的身份有鮮明的認同感。而這「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亦很大程度上是從「中國內地人」的身份上建構出來的。

了解以上的歷史對了解香港現況十分重要。正是因為這種對自由的追求和承存，以及「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建構，香港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才開始在香港發展出來。同時，80年代的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89年的天安門事件、以至90年代的後過渡期政治改革，不單令香港社會開始把民主變成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更鞏固了香港人把香港作為自由之都（相對於中國大陸作為威權國家）的想像。

除香港巿民對香港作為自由之都的想像外，英殖民政府亦建立了不同的制度來保障個人自由的行使。這些制度便是英殖民者在1997年離開香港時不斷強調他們為香港留下的「遺產」。這些殖民地遺產諸如：法治、言論和結社自由、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等等。

然而，弔詭是，香港社會在今天走上威權統治，以及不少香港人不滿威權統治手法，亦與這種對香港作為自由之都的想像和殖民地遺產有關。首先，與中國內地的城巿不同，正因香港打從二戰以來便有著對個人自由的想像和行使的傳統。再加上香港曾經歷八、九十年代民主化的擴張，香港在後九七年代對自由空間的收窄便造成香港巿民在經驗和期望上有很大落差。

此外，我們也不能全盤接受和歌頌所謂的「殖民地遺產」。英殖民者在九七年前所建立的制度也是雙面的。在建立保障個人自由和人權的法治（rule of law)制度的同時，英殖民者亦建立了不同的威權統治法律，並同時打著「法治」（rule by law)的旗幟，對香港進行有效殖民統治，限制個人自由。這些具威權面向的制度，最明顯的便是在60年代英殖民者制訂的《緊急情況條例》。這條例賦予統治者無上的權力，能淩駕立法機關，亦故特區政府在上年十月頭便直接利用這法例去制訂《禁蒙面法》。

除《緊急情況條例》外，另一重要且直接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便是打從殖民地年代沿用至今，並被特區政府承襲的「行政主導系統」。英國人利用言語藝術，用「行政主導」四個字來把中國人心目中臭名遠播的「獨裁統治」重新包裝，變成成就香港奇蹟的特殊制度。當然，中國政府亦看到英國人這把戲，並認為能成為他們日後管治香港的威權手段，故在80年代中英前途談判便主動把「行政主導」的精神融入《基本法》。

今天香港社會出現的困局，不能簡單說是中國崛起的結果，當中亦有不同的歷史因由，而英殖民者亦需要負上很大責任。更重要是，認清這些歷史，能令我們知道：香港的未來不在過去，而在於當下我們如何實在地處理歷史遺留下來充滿矛盾的遺產。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由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原標題：反思香港威權統治的歷史由來）

※作者為香港高教公民國際事務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