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當選摔破了所有專家的眼鏡，事後高明的評論不少，其中有一個普遍的解釋認為，美國社會對菁英階級所掌控的話語權已感到厭倦，希拉蕊一篇接一篇的演講，除了無懈可擊的政治正確外，她改變了什麼？然而這樣的論調與其說是事後高明，不如說是右翼利用機會對自由派主流價值加踹一腳。在台灣，以藍營為核心的保守陣營同樣搭起川普列車，瀰漫著一樣的論述。

諷刺的是，就在各界掀起一股反政治正確風潮的同時，民進黨立委邱議瑩在國會以「番仔」招呼國民黨委員，卻又立刻讓藍營翻轉為政治正確的捍衛者，讓邱議瑩數度道歉仍不能止怒。除了政黨間的政治角力，泛綠陣營內以年輕人為主的進步力量卻也分裂為二，爭執「番仔」是否歧視原住民，政治正確真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教條嗎？它真是難以忍受的菁英語言嗎？這之間的落差必定對政治正確與語言的關係存在著某種誤會，值得釐清。

政治正確

先談政治正確，它的道德理想無庸置疑，希望透過對語言的敏感，去除對弱勢族群的歧視與既定印象，避免語言暴力。然而哪些字是帶有歧視性的？哪些字是中性的？不是透過權力單方面收編就能算數，而必須建立在歷史、社會、乃至於語言學的基礎上。例如，何以 nigger 是歧視用語必須禁止，而negro 則是可以接受的？為何midget有侮辱性，而dwarf 沒有？  這樣的共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一個漫長的養成過程，與戰後嬰兒潮在民權與反戰運動中一起成長，直到在上世紀70、80年代才慢慢成為發言者在公共論述中的規範。

但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這個詞要到80年代中期後才突然興起，基本上是雷根時代後期新保守主義弄出來的稻草人，做為攻擊的對象。1988年老布希以此策略擊敗中規中矩的杜凱吉斯，只是簡單將「自由派」說成L開頭的髒字眼，便挖空了自由主義數十年來累積的進步思想。進入90年代，老布希不敵充滿魅力的柯林頓，嬉皮世代進入白宮。進步份子受此鼓舞，無意去拆解這個稻草人，反而以此為榮，順勢讓政治正確取得主流位子，逼得保守陣營不得不在語言上學習政治正確，這並不困難，但時常是我口不說我心。

然而過猶不及，進入本世紀後政治正確開始走火入魔，變成簡單的錯字檢查，加上形式主義當道，只重表面，制度性歧視的討論反而失去深度。例如，人們花更多時間去討論如何稱呼智障兒，但推動對智障兒醫療照顧的政策卻阻力重重，同樣的，對少數族群、貧窮廢疾者的討論，無一不是如此。政治正確變成優勢族群的化妝品，用來美化攫取政經利益的嘴臉。它傷害的不只是右翼喜歡無限上綱的言論自由，而是語言「仕紳化 (gentrification)」對弱勢的二度排擠，就像都更的「仕紳化」工程，在新市容美觀現代的背後，往往是對弱勢原住戶進一步的剝削或驅趕。

不少自由派在一波波的爭論中並沒有把自己解放出來，反而鑽到死胡同裡，竟也開始認為語言「仕紳化」的政治正確就是自由主義的全部。社會的反感加深，認為是政治菁英的文字遊戲，不但保守陣營以挑戰政治正確的極限來獲得掌聲，來自自由派陣營的批判也開始加強。但傳統自由派陣營內出現世代差異，年輕人仍堅持嚴格的政治正確語言，大學校園仍如政治正確的實驗農場。單過去一年校園內抗議政治不正確的示威多不勝數，從西岸的 Santa Cruz大學，抗議賣墨西哥食物的餐廳主題連結墨西哥文化與非法移民，到普林斯頓大學，非裔學生要求學校將威爾遜的名字從學院名稱中移除，因為這位主張民族自決的總統其實是個種族主義者。

這些年輕人的訴求並未引起社會太大的共鳴，但大學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紛紛制定政治正確的指導原則，盡量避免誤觸地雷。川普勝選後，全美大學大為緊張，紛紛安撫學生情緒，深怕這位政治正確的頭號戰犯當選會過度刺激學生。然而傳統自由派未必完全支持這種政治無菌室，歐巴馬在一次訪談中直指大學校園過多的政治正確是對年輕人不必要的保護，又如Chris Rock，一位嘲笑美國種族問題不遺餘力的黑人脫口秀諧星，根本不想去大學校園表演，因為在政治正確的指導下，他什麼都不能講。

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鷹派的專欄作家，Jonathan Chait，長年批叛教條式的政治正確。他在2015年一月的紐約雜誌寫到：『新一波的政治正確連自己的支持者都被打得垂頭喪氣，噤若寒蝉，但這種勝利是有限的。民主政治的目的是以理性與事實去說服對方，而不是讓對方不敢不同意。美國自由主義促成了黑權、猶太人、同志、女權的解放，這些光榮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強迫之上，而是對理性力量的信心。』不到兩年的時間，川普以主流媒體偵測不到的失語大眾，擊敗掌有話語權的政治菁英希拉蕊，這段話格外顯示論者的洞見。

儘管如此，只要不是自命不凡，筆者仍是政治正確擁護者。除了道德的理由之外，它也有實際的利益。康乃爾大學於2014年發表的一個跨校研究，發現在兩性混合的工作團隊裡，一個有經過政治正確訓練的工作團隊，比對照組更有創造力，推翻了原本直覺的假設，認為政治正確限制了自由的思想表達。實證的結果說明，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下，約定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規範，其實不是限制，反而能減少不確定性，讓彼此更有效溝通。這個實用性的主張很容易可從邱議瑩的「番仔」事件中找到支持點，如果邱議瑩能更敏感一些，不要使用毫無必要的爭異字眼，或迅速道歉了事，這延燒多日的紛爭完全可免。但這樣的態度只是政客損害控制的手腕，並無釐清「番仔」是否應該在政治正確的原則下承擔譴責。

語言歧視

如前所述，文字的使用是否涉及歧視不是透過權力單方面收編就能算數，下定論前它的歷史、社會、乃至於語言學的基礎在哪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美國是單一語系，至少政治正確要限制的對象是最強勢的英語，不同族群對英語的理解沒有太大的落差。但台灣不是，台灣不但是一個多語社會，而且有強烈的語言歧視。宋楚瑜說「老子沒有答應任何事情」，新聞以正面處理；李登輝說「恁北尚大」，新聞以負面處理。對相同的指涉，只因使用語言的不同，而有優劣雅俗的區別，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語言如此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是誰可以認定「番」的使用者必定是有意或潛意識將「番」與台灣原住民做不可切割的連結？以筆者個人的認知，一點都不覺得隨口對無差別對象說「番仔」、「番番」」、「青番」，是在歧視台灣原住民。「番」固然是負面形容辭，但非限定族群，且程度輕微，與「nigger」一詞嚴重歧視黑人完全不能類比。父母常稱耍賴撒嬌的小孩「番」，但不可能有白人稱自己小孩「nigger」。「王昭君和番」的故事有可能是嫁給台灣原住民嗎？戰後接收台灣漫無紀律的中國兵被稱為「番仔兵」，此外「老番癲」、「番仔火」、「番仔油」、「番茄」、「番鴨」、「番婆」(指白種女人)，等等，台灣話對「番」的使用無所不在，既有中土的，也有本土的。

不可否認，四百年來漢人在台灣殖民與同化的過程中，有許多的情境「番」確實是指涉台灣原住民，與異族語言的隔閡而無法溝通的窘境，往往又被假借到日常的語言裡，全世界的文化皆然。台灣話口語幾乎只用「番」這個字，北京話口語則相當豐富，如「蠻不講理」、「胡鬧」」、「胡說」，等等。若要與英文類比，番、蠻等字的意涵與演變幾乎和「barbarian (野蠻人) 」一樣。

Barbarian，源自古希臘，泛指非希臘文明以外的族群，柏拉圖十分反對以「野蠻人」做為「希臘/非希臘」的二分法，正如漢番之分一樣，但柏拉圖沒有反對使用「野蠻人」，他自己都用，也是希臘城邦間的政客互相指責對方的用字。接下來的羅馬帝國、基督教文明繼承一樣的用法，但適用範圍持續擴大演變。到了現代，雖然種族與宗教戰爭仍然存在，但已沒任何民族被視為野蠻國了，過去的野蠻人早正名為德國、英國、瑞典、挪威，就算在亞馬遜森林深處的原部落，稍有基本政治正確意識的人也不會稱他們為「野蠻人」。但「野蠻人」這個字並未消失， 仍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事實上「野蠻人」比「番仔」的負面意涵還強烈。紐約時報在川普與西拉蕊的第二場辯論後，以標題「Donald Trump, Barbarian at the Debate」刊出 專欄評論，作者侮辱了川普，但硬說他侮辱了過去被認為野蠻人的德國、挪威或現在仍存在原部落，則完全不合邏輯。

簡單來講，政治正確不是挑字比賽，是心態上保持對歧視的警覺，像前總統馬英九那段把原住民當人看，給他們教育，給他們機會的政治不正確經典，一個歧視的字彙也沒有，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歧視。至於邱議瑩「番仔」說所引爆這波論戰，各打五十大板只是另一種政治正確的虛偽立場。邱議瑩在思想深處是否百之百無辜，我們不得而之，也無法檢查，但在「番」字有既定連想的情況下，儘管這個連想是錯的，做為一個老練的政治人物居然還會犯這種錯誤，當然該打十大板；但真正撩撥原住民被歧視情緒的國民黨，才該打五十大板。

事實上台灣四百年來最「番」的一向是外來政權，我們要努力的，是去台灣原住民與「番」的歧視連想，誰指涉原住民為「番」，誰就是政治正確的公敵，但這不代表對另一族群的母語去勢，讓「番」的用法消失，移植完全一樣的北京話「蠻不講理」、「胡鬧」」、「胡說」而自認高級。沒有內容的挑剔就是歧視，我們不但沒有上到政治正確的一課，語言歧視的例子倒是又多了一樁。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