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一架阿帕契的錢，能讓170名華語教師在印度教10年，可以接觸到多少印度軍官、影響多少政策？這不是KPI可以算得出來的！」前駐印度代表處外交官、清大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方天賜用最直接的換算方式，點出教育部以金錢成本和量化指標做為衡量印度華語教育政策的謬誤。

清華大學在數年前與印方合作，成立印度台灣華語教育中心，然而卻因教育部認為成本過高，導致軍方華語合作計畫無疾而終。如今蔡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台印關係再成關注焦點，在目前政府提出的相關論述中，包括為企業找人才、花錢設獎學金等，流於平面式作法，在教育交流上淪為「學生倍增」等量化指標，缺乏對印度華語教育的戰略性思維。

對象先鎖定學者後軍官

2011年啟動至今的印度台灣華語教育中心計畫，套句前印度台灣華語教育中心專案經理陳佳惠的形容，是面對大國如印度，台灣這樣的小型國家所能提供「對方需要，而只有台灣能給的」政策工具。然而後來面臨預算緊縮，不但無法升高合作層級，甚至發生積欠教師生活津貼等窘境，最大的癥結點，就在於教育部一直以KPI等量化指標，來判斷這個具有外交戰略性質的政策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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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在與教育部協調華教中心工作過程，陳佳惠說，預算是最常受到教育部質疑的部分。由於印度在人口和面積上都屬於大型國家，比起越南、印尼和泰國等規模較小的國家，設立華語教育中心的成本當然高出許多；也由於印度華語教育的設計，自一開始就將對象鎖定為學者和官員，後來更擴大到軍官，因此也無法像其他以人力取向為主的國家一樣，快速增加學生數量。

持續以印度研究學者身分參與華教中心工作的方天賜也直言，涉及對象包括高教學者和中階軍官的印度華語教育，規模和層級都應該屬於國家政策層次，但在教育部卻僅由一個課負責，不但能動用的預算極為有限，更別提在需要時進行跨部會協調；在工作推動過程中，清大也不得不轉向外交部、國發會和國安會請求補助等奧援。

方天賜直指，從政策目標來看，各個國家的華語教育目的各有不同，以印度來說，台灣如何藉由此一政策加強台印關係，以印度做為南亞發展據點，甚至進一步影響印度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政策才是重點；喊出「學生倍增」目標，只用KPI來算成效，而不在意受過華語教育的學生對未來台印關係和印度對外政策的影響力，「又不是在辦華語補習班」。

每年前3月津貼清大代墊

陳佳惠也舉清大在開拓新據點的經驗為例說，在與以國際關係而知名的印度國立伊斯蘭大學（JMI）洽談合作時，就是因為透過曾來台灣求學的前印度駐法大使牽線，才得以成功；而像這樣具備來台求學經歷的官員，若能持續增加並且在印度政府發揮影響力，就是華教中心對國家最大的貢獻，「不是學生人數倍增可以同日而語的」。

除了政策目標設定有誤，陳佳惠指出，馬政府時期未能好好發展印度華教中心的另一個問題在於，教育部每年秋季才會決定明年度給予多少預算，因此每個年度與印度大學的合作內容、何時能確定派出教師等實際業務風險，都由清大承擔；而就算教育部同意給予預算，每年前3個月的教師津貼，也多由清大先行墊付。

陳佳惠指出，在預算有限和法規限制的前提下，印度華語教師不能支領薪資，每個月只領取1200美元的「生活津貼」；而印度方面，大約只有一半的學校會提供薪資，大多數學校則以提供機票、住宿和保險做為教師報酬。

短期約簽1年無法深耕

而受限於教育部規定，華教中心和教師的合約期限為1年，然而印度生活條件與台灣差異極大，「每個老師剛到的兩三個月都在生病」；等到適應得差不多、生活和工作都上軌道，距離合約期滿時間已經很接近，一切又要在新年度從頭來過。

在如此辛苦的情況下，仍然有不少有心人願意投入印度的華語教育，陳佳惠直言，主要動力就是相信這才是耕耘台印關係的長期作為。如今新政府上任，將印度列入新南向政策重點，方天賜向政府建言，與其追求和貿易量不高的印度洽簽ECA，還不如真正將印度視為「戰略上的朋友」，從印度對華語的需求切入，有系統地發展與印度長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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