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決勝因素之一是議題設定。例如蔡英文也許想強調國家主權與改革成果，韓國瑜則希望以恢復特偵組連結對手貪腐的印象。過去認為媒體擔任守門員設定議題，但是新興社交媒體的分權，削弱了媒體設定議題的能力，而增強意見領袖的重要性。

儘管操弄議題比決定立場與思辨過程更加有效，但是因為議題設定在立場選擇與理性思考之前，所以重要無比卻通常隱而不顯。議題設定有效的地方在於，即使對該議題毫無立場甚至不願花時間思考的人，記憶也會被該議題所佔據，進而削弱對其他議題的關注。當然更有效的議題設定通常會伴隨特定的資訊，進而影響人們的態度、認知或甚至是思考框架，畢竟心理學上大量的證據反覆地告訴我們同樣的一件事，人們的理性總比他自以為的要少一哩。

隨著武漢肺炎的擴散，各種議題也隨之形成，像是中國體制與傳染病擴散的問題：為什麼同一種體制既可以達成經濟高速成長，又會導致隱瞞疫情進而惡化？這兩種現象背後是否代表著相同的機制？或是肺炎等流行性疾病的傳染途徑、國家與社會防疫工作的能力等等。

也有人會關心傳染病隨著全球化之便捷而跨國傳播的現象，而注意到國際組織WHO的角色，例如在WHO剛舉行的記者會中，訪問中國歸來的祕書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認為中國防疫規模史無前例，並且成效卓著，各國不僅不需撤僑，反而需要感謝中國對於各國防疫的協助。

但其實Tedros Adhanom接替陳馮富珍成為首位非洲出身的WHO總幹事，他在競選時就被爆出擔任衣索比亞部長任內掩蓋霍亂傳播，同時衣索比亞僑民批評他在部長任內多次違反人權，甚至到了擔任WHO總幹事後，任命辛巴威獨裁者Robert Mugabe 擔任WHO親善大使，經過各方譴責後，才撤回任命；並想起WHO在中國主導下，惡意排拒台灣加入，而開始質疑WHO的成效與組織運作方式。

在這麼多議題中，口罩被突顯出來，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誠然口罩與防疫的關係如此顯著，成為議題似乎理所當然。

其實不然。如果你觀察口罩在世界各國的討論，就會知道台灣正以一種世界獨一無二的方式談論口罩。例如像加拿大，討論的焦點是戴口罩之必要性，對沒有戴口罩習慣的加拿大人而言，戴口罩反而突顯自己是帶原者，或是對東亞人的刻板印象。加國政府與美國CDC也對何時該戴口罩提出指南。很多人也會注意到口罩在這個時刻，特別容易囤貨居奇，為少數人壟斷，供需發生困難，因此從口罩生產到市場管制的各種意見也會相繼出籠。

但是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以一種獨一無二的姿態，熱議的議題居然是台灣應否以口罩援助中國。且不說中國是口罩生產大國，台灣尚仰賴進口，最關鍵者是中國從來沒有向世界各國求援，甚至沒有向剛到北京訪問的WHO總幹事Tedros Adhanom提出任何財務援助，反而是希望與世界各國合作早日研發與生產疫苗，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援助中國口罩這個假議題橫空出世，並且成為舉國焦點，不得不說實在是非比尋常的現象，也暴露出台灣設定虛假議題的容易，以及某些國人內心的焦慮和社會潛藏的衝突與脆弱之處。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本報專欄作者。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