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之為巴西傳奇總統的卡多索，幾年前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舉巴西鄰國委內瑞拉為例，感慨地說：當一個社會變得那麼極端，不管是誰都很難有效統治。這句話某種程度應該也能說明台灣目前所處的困境（儘管我們不具備典型左派、右派的問題）。

近半年來，從勞工休假議題，到年金改革，到福島核災食品，再至同性婚姻一事，都可見到不同價值的拉扯和對立，但這本來就是民主體制下的常態，因為我們相信，儘管立場有別，最終總能找到了解人民真正權益，並願意為其奮鬥的真正公民。

只是很遺憾，我們似乎出現一種很糟糕的情況，也就是這一路以來，我們皆無以避免讓其中的機會主義者和一群偏執狂私心自用介入攪局，使得眼前諸多有待釐清的制度和價值觀，無從展開有意義的思辨。

即便為了幾項爭議性議題舉辦了數場公聽會，原本是要廣納意見，透過溝通增加了解，到頭來，取得麥克風和詮釋權的所謂「代表性人物」，看來只是想藉此鼓動不明究理的人，去應和他驚人的偏見。接下來還有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一旦又一次觸動「死刑存廢」的敏感神經，可以想見那又會是怎樣一場驚滔駭浪的攻防對壘。

依照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對人類社會所做的分類，大體上可把不同的國家區分為高情境（high-context)社會和低情境(law-context)社會兩種。那些具備高情境文化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多數擁有相同的期望、經驗、背景和內在的心理世界，也就是彼此都有相近的核心價值。

雖然在這一類的社會中，人的「話語」因為相對冷靜、務實而更具實質意義，他們卻很少需要頻繁對話，就算相互間的用語經常是言簡意賅，但其實已能傳遞出足夠的訊息，關鍵就在於儘管是處於多元社會，他們也易於預測對方，知道對方在想甚麼，並以此決定自己要如何行動和反應，同時也比較不容易出現前後矛盾和意外驚喜。這一類社會的典型，多出現在高度穩定，且包容度較強的北歐國家中。

至於被歸於低情境社會的一類，人我之間便常礙於不同的成長背景、宗教觀和價值取向，使得人與人之間需要大量利用語言溝通，以確保對方了解自己，又或者必須努力遊說對方和自己想法一致。就霍爾的說法，在這樣的社會下，雖然大家生活在同個環境，卻常常缺乏共同點，最可惜的是，他們因而失去了許多不言而喻的默契，那麼，大家也就需要花更大的力氣去填補彼此製造出的社會裂痕。

我們不難判斷台灣會是霍爾研究下的那一型態社會。我們有著全世界密度數一數二的談話性節目，有為數眾多自我黃袍加身的意見領袖，還有數不清專以製造偏狹言論的網路社群，那不正是社會之所以出現極端情緒和極端言論的催化劑？這些明明是屬於落伍的低情境社會表現，一干人等卻還是以此沾沾自喜。高情境社會把滔滔不絕、夸夸其言的時間節省下來，好讓腦袋有更多的時間運轉，低情境社會的特色，即是很多人都把時間都耗費在唇舌議論之上。

台灣已無可能再回到一言堂的威權情境，因此實在不需要再拿今天和過去相比而滿足，若對台灣政經發展尚有一絲期待，也是時候該往高情境社會做些修正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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