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戰爭後期，一心指望V2火箭能夠研發成功，一舉打下倫敦，因而移轉大量資源到火箭上，但最後徒勞無功。日本也是這樣，拚命建「大和」這種巨大的航空母艦，意欲用大取勝，擊敗美國海軍，但花費驚人的大和，中看不重用，以被魚雷擊沉為下場，不僅沒達成戰略目標，建造與維護，同樣也佔用過多軍事資源。極權體制在事情運行不順的時候，常會走這種極端。對比民主國家的小錯不斷，但大錯不犯，就很清楚制度孰優孰劣。

關鍵在於，在民主制度裡，決策的過程透明度很高，多方意見可以達到指揮中心。而通常在危機的時候，指揮中心，比平常更需要有創意的想法來解決問題。因為民主社會的教育，要公民勇於表達意見，所以不管軍事，還是政治，決策者習於聽取意見，也要回應批評，所以能從多個角度論事，而讓事情比較圓滿。極權國家的一言堂慣性，如果領袖心胸寬大，也許可以製造出開明的風氣，而達到察納雅言的效果，但通常極權體制下，不會產生這種開明的領袖，而多會是希特勒、習近平這種自大而無能的帝國領袖。

民主制度的優秀，不在於一定會做對決策，而是決策是可以公斷，可以改進，而且有人負責的。台灣的口罩之亂，根本不是問題，而是民主社會的正常決策過程，而且結果還相當好，越有人批評，執政黨越有改進的動力。民主和專制的差別，還在於官僚的誘因，而這誘因，也與責任政治有關。

民主社會的官員從事公職的誘因，在於法律保障下的穩定日子，而政治人物的誘因，則是對公共事務、權力的喜好。因為權力基礎來自民眾選票，所以政治人物有為民負責的認知，這個為民負責的認知，會在制度下，貫徹到公務員裡，讓僵固的官僚體制，有為民服務的動機。市府官員害我不能連任，那我自然會想辦法讓你好看。但極權政府負責任的對象是大老闆，是習皇帝，所以負責任一事，不是對民眾，而是對上面。今天的武漢市長、湖北省長、黨委書記這些官，一個個都沒下台謝罪，令我們習於民主社會權責相符的觀察家，一時之間看得不是很懂。但如果仔細想想，這人頭如果落地，誰來接位？想清楚專制的官僚運作的誘因後，就看得懂了。誰敢來接武漢市長的位？大老闆都還搞不清楚疾病能不能控制，隨便換人，不但沒人敢做下一任，也難保把過錯又攬回身上，不如還是讓周先旺先繼續擔著，把敗戰責任處理完了再說。

照共產黨自己的宣傳，政府和黨的計劃與領導，是中國興盛的主因，好像「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真有其事。但一個瘟疫下來，發現這個國家運作的基礎，其實是市場經濟，一旦封城，切斷了往來，市場停擺了，政府組織也腦死了，連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都拿不到口罩、防護衣。計劃經濟的指揮體系，不是一個口令下來，就會有一個動作發生？口罩應該是習主席下令，就該全國供給無虞，怎麼會搞成這樣呢？社會主義好個頭！

但市場經濟現在完全給斷了手腳，封城、封路的情況，再持續幾天，很快全中國就斷糧了。更糟的是，這個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建築在極權體系上的不穩架構，許多的環節，並不像美國的純正資本主義，相信自主獨立能力的自由人，為發財而經營事業，很有自主能力。中國的市場經濟，很多決定都還是來自政府。中國的市場經濟，手腳被斷就算了，現在連腦子都使不動了，因為決策者慌了手腳，光自保都來不及，根本沒辦法處理十幾億人的生存問題。沒有中央的指示，沒有上級的指導，上億人民坐地等死。

這就回到最前頭說的，當危機來臨的時候，極權體制容易走向極端。為避免共產黨失去政權，北京的領導核心，會在疫情沒有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做出很多錯誤的決定。也許是錯誤地暫停金融市場，也許是隨意放棄大批人群，也許是用軍事行動分散注意力。行動越大，錯的機會就越大。這場共產黨垮台的悲劇，恐怕要超過文革的悲慘程度。（本文經經作者授權刊出，摘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