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冠病毒引發武漢肺炎來襲，武漢從繁華的九省通衢變成生命哀號不絕的鬼城。中國從各國小心應對的世界第二大國變成被各國封關的國際孤兒，只經歷了30多天。回溯這30天中發生的事情，中國當局所做的政治選擇幾乎「完美」地體現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謂「墨菲定律」，是由美國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上尉工程師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基於經驗在1949年提出的數學推理，意即：如果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種選擇方式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做出這種選擇。簡言之：如果事情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武漢疫情蔓延的四個關口，中國政府都做了錯誤選擇，正好驗證了墨菲定律。

一、武漢肺炎疫情初起時，在公開信息與封鎖資訊二者之間，中國政府選擇了「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資訊，但在中國，疫情卻分明、暗兩條管道流傳。

先說明面上的關鍵資訊：

2019年12月30日晚間，兩份武漢市衛健委的紅頭文件在網上傳播，稱市內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向社會披露已有27例確診病例，所有病例均已進行隔離治療，「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1月1日， 武漢警方宣佈「依法查處」八名「散佈武漢肺炎謠言者」。同一天，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整治。

1月20日，鐘南山院士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採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人傳人」之後，武漢市民才算意識到危險。兩天之後，武漢封城。

再說暗的。社交媒體上此類資訊甚多，不一一摘引。只說一條最關鍵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網上例行記者會，在記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絕美國提供的幫助提問時，華春瑩指責「美國政府迄今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資訊和防控措施。兩國疾控中心就疫情相關情況多次進行溝通」。

公開疫情有助於公眾主動採取措施防疫，需要公眾參與的防疫必須要公眾知情，但中國當局卻選擇了封鎖資訊。從1月3日向美國通報，到22日宣佈封城中間有20天，由於公眾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1月18日，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花園社區舉行萬家宴，4萬多個家庭一起共度農曆小年，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擴大了傳染面。疫情從可控到失控就在這20天內發生的。

二、隔離患者、封鎖疫區都宜早不宜遲，在人口流動高峰的春節期間更應如此，但中國政府直到最後一刻才宣佈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經從武漢離開了500萬人，因為武漢肺炎的特點是無症狀傳染，其中不少身帶病毒而不自知。

武漢遊客所到之處，都有武漢肺炎的病例產生，泰國、新加坡、香港、澳門、日本、英美法德等幾十個國家不斷傳出發現武漢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擔心、憂懼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佈最先在武漢發現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後，才紛紛採取行動停止中國的航班，部分國家在此之前由於飛行員工會的壓力停飛。

中國對這種旅遊禁令很不歡喜，譴責美國帶頭做這種事情，其實，中國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就做了同樣的事情。對任何事物實行雙重標準，自己做是對的，別人做了妨礙到自身，就立刻批評指責，是中國政府的慣技。

三、對WHO施加影響，讓其在科學、政治外交之間選擇了後者

武漢于1月22日封城，此後疫情日趨嚴重，但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遲至30日晚上才宣佈：「最先在武漢發現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注」」（PHEIC）。

所謂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縮寫PHEIC），是指通過國際疾病傳播而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風險的異常事件，中國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個特點。本文想分析一下WHO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國彎腰，譚賽德能這樣操作，有WHO規則本身的問題。

首先，「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是動員及協調全球衛生資源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防疫抗疫的機制，從來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純粹的科學、公共衛生領域。

其次，PHEIC的誕生，源自2003年中國的SARS事件。中國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國際衛生規例（IHR）之後提出這一概念。SARS事件從產生、控制到全球影響，包括病例資料與死亡資料的發佈，基本都在中國影響之下進行，PHEIC這種從娘胎裡帶來的政治性，必然影響到WHO對今年武漢肺炎事件的判斷與處置。

第三，WHO設置PHEIC的本意，是用來防止嚴重傳染病跨境傳播、對全球構成風險，防止一國隨意宣佈另一國是疫區並禁止對方公民入境。在公佈PHEIC後，WHO亦會發指引，指出如何在邊境監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狀況來減低相關傳染病傳入，從而令各國不用動輒對別國封關。但實際後果是：PHEIC宣佈某國是疫區，其他國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對該國實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一個有執法能力的機構，也沒有龐大的衛生物料資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於政治方面。作為名義上的全球權威公共衛生機構，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頂尖衛生專家為其服務，只要它宣佈是嚴重衛生危機，便可迫使傳媒、各國政府及藥廠等相關私人公司或民間組織，聚焦此一事件，並採取行動。但各國如何反應，WHO不具有強制、統一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國採取的行動不拘一格，美、英、法、日、韓等國派出飛機從武漢撤出部分本國僑民，並採取緊急措施，禁止近期去過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但也還有另一類，比如柬埔寨總理洪森宣佈不許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僑，不歧視中國人。按照中國外交部公佈的資料，截至1月31日，共有62個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入境管制。中國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成了國際孤兒。

理解了上述四點，就明白中國有多麼不情願武漢肺炎被世衛宣佈為PHEIC，世衛的幹事長在不得不宣佈中國武漢肺炎為PHEIC之後，表揚中國防疫如何正確如何得力，實在是為中國減壓。（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