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下面對的最大危險，並非武漢肺炎，而是太多官員權貴願意讓權力和私利扭曲「常識」，結果在防疫工作，以至政治各方面都做出反智行為。先簡單舉幾個高官扭曲常識的例子：

１）被問及警方速龍為何無展示編號，保安局局長李家昭竟回答，是因為制服設計無預留位置展示編號。

２）被問及為何不戴口罩，梁卓偉表示因為會「講唔到野」（戴口罩無法講）。

３）被問及為何不全面封關，林鄭月娥回應，因為會令在內地的港人無法回港。

三件事例，香港人聽罷或竊笑，或失語，但更多是憤怒。這種回答，難道你當香港市民智力都有問題嗎？以這些高官權貴的人生經驗及基本理解能力，一定知道泳衣尚且有位置展示編號，以往肯定也有試過戴著口罩說話，而鋪天蓋地的「封關要求」全都是指拒絕「非香港居民」入境。這些只是常識，但為了權力私利，為了配合上級以至北京意旨，「結論」先行，再荒謬的「理由」都得大聲說出來。

自反送中運動展開以來，抗爭運動與政權的衝突，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堅持常識」與「反常識」的衝突。香港人憤怒，是因為大家不必專家知識都清楚知道，一個只是站著的市民不應被面噴胡椒噴霧；已被按在地上的示威者不應繼續被棍打頭部；用腳踢跌市民不是叫「推開」；警方不公平保護市民，大家就只能自衛；而當大量警察犯法，就不可讓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而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些都是不需甚麼學術理論都能清楚看見的判斷。而抗爭，就是拒絕政府鋪天蓋地的反智行為，而堅持以良知直視這些人所共見的道理。

「常識」不必依靠高深理論，但其實學術上亦有解釋。西方民主理論常會引用一套數學理論叫「康多瑟定理」(Condorcet Theorem)。康氏定理以數學方程式論證出一個簡單原則：如果每一個人都有過半機會(51%)判斷正確，那只要有足夠多人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做判斷，答案正確的「機會率」將會近乎「絕對正確」。香港人未必人人都能夠清楚講出他們判斷背後的理據，背後的理由也不一定來自學術，他們可能源自經歷、格言、想像、信仰，零零碎碎地作出判斷，但只要香港人整體上質素不太差，根據常識而眾口一詞的判斷，就很可能是正確答案。

而如今，常識告訴我們，只要封關，帶病毒的內地人就不能進入香港，自然就不能傳播武漢肺炎，社區爆發的機率就會減低；內地人不入境就不會進一步耗用香港已經不足的醫療資源，醫療系統壓力減少，前線醫護人員就會較為安全。常識也告訴我們，明明是有效措施，政府不做的最大可能原因，就是政治上不想得罪北方，既然如此，香港人當然亦無理由坐以待斃，醫護以罷工迫政府封關，自然有其合理之處。若我們遵從常識，實在無理由不馬上全面封關。

不過，常識也不是絕對可靠。將康氏定理反過來說，如果每個香港人都有過半機會(51%)判斷錯誤，那以「少數服從多數」得出的答案就會是「絕對錯誤」。因此，我們始終需要參考專家學者的意見。專家的看法，必須經過更嚴謹考證，因此他們的判斷一般也較「常識」慢了一步。例如梁卓偉1月25日曾指封關做法「不正確、不可行」，同日袁國勇教授亦質疑到現在才封關是否有效。但隨著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以數據模型推算出將會受感染的人數，就連專家學者都大多認為有必要封關。袁國勇教授１月３０日改為表示最好是過年前封關，但現在做也是「好開始」；梁卓偉於２月１日亦改變論調，認為有必要限制疫區人口進入香港。

當「常識」和「專家知識」結論完全一致，犯錯的機會就微乎其微。那政府高官還有甚麼原因不全面封關呢？有違常識，漠視專家，一意弧行，置香港市民於水深火熱的危殆境地而不恤。除了為了個人權力和私利之外，還有甚麼可能原因呢？送中惡法時如此，今日拒絕封關亦如是。這就是「賣港」。但今天已不再是2003年了，香港人不會坐以待斃。而賣港者，亦不會有好下場。（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特由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作者為高教公民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