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命運被決定了嗎？我認為遠遠還沒有；倘若對30年後的香港命運感到悲觀絕望，那只是想像力不夠之故。

即使真的50年不變，香港的「現狀」也只能維持到2047年。距今30年的時間並不長，因而香港人著急了。當下，著急者基本分為三個方向前進：（一）在北京解釋的「基本法」體制框架內爭取改善；（二）通過不斷抗爭，要求基本法體制固化在「港人治港」的神聖原則下，在北京與香港之間建立一道民主的防火牆；（三）香港獨立。

第三方向－香港獨立，值得多說兩句。許多人認為那只是年輕人的小打小鬧，不足成事，因而未予足夠重視。這絕對是錯誤的看法，理由有二：（一）如果不足成事，為何北京此次痛下殺手，以不符宣誓儀式為理由，拔掉兩位被一人一票選出的年輕議員的就任資格？（二）北京真正怕的還不是獨立宣言的「成事力道」，而是它的「敗事力道」；中國自己當下處於多事之秋，在2022年的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做出政體改革，否則面臨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三人都親口說出的「亡黨亡國」、「會被推翻」境況。在二十大的大動作之前，「港獨」和「台獨」一樣，足以敗習近平的大事。

香港的第四條出路

把時間拉長，把歷史長卷攤開，香港真只有前述的三個方向嗎？回頭看看中國歷史，放眼看看世界環境，讓想像力飛一會兒，香港沒有第四條出路嗎？

這裡提出一種「第四方向」：「一國多港」，也就是港人自己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以民主原則完善，使得「香港自治」的模式，能夠成為中國人民民主化要求之下的一個顯著選項，繼而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為整個中國提供一條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使得已經黔驢技窮的共產黨多一條自我救贖的出路，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義。

北京不能再錯過這次機會

在《30年後的3種中國》一文中，我提到一個觀點，中共因為民族主義的招式用過了頭，面子上已經無法承認俄國、西方、日本、台灣、新加坡的經驗可參考為下一步的「中國模式」；中國急需從「內生經驗」中提煉體制改革的模式，而「香港經驗」是一種當前還被中共接受的「內生經驗」。這個機會點稍縱即逝，再過十年，可能中共連「香港模式」都在面子上無法推廣了，那將是中國的浩劫。

該文中是這樣說的：《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一國多港」在中國有沒有市場？

該文刊出後，有中國讀者提出一個疑問，我相信該疑問是非常合理的，因而引述如下供參考。該讀者理性的問說：

《你说的第二种，一国多港搞联邦制，问题是为什么要搞联邦制，联邦制在大陆老百姓心中没有市场啊，世界上其他国家搞联邦制是因为没有办法整合，所以最后妥协搞了联邦制》。

對於這合理疑問，我做了如下的回應：

《多謝討論。你說的也很有道理。此文預設了 “形勢比人強“ （內部以及外部）。中國歷史上分分合合，一直到1949年之前，聯省自治（或區塊自治）都是（當時形勢下）可能的路徑之一。1949年到現在，中國的 “統一” 都是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才得以實施。除非我們假設一黨專政可以再持續30年、50年、100年、500年，否則當前所謂 “統一政體”是否可以再持續？中國3000年來，從來沒有在民主或類民主的情況下統一的經驗，因此，倘若有一天民主或部份民主化了（例如在某種形勢下不得不開放黨禁和言論自由），統一的局面要靠什麼樣的體制才能維繫呢？這是個今天關心中國（不論是因為感情還是利害關係而關切中國）的人，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啊》。

中共當局喜歡搬出「14億人民」作為擋箭牌，但事實上，走到今天這種狀態的中國，其下一步發展，並不是由「14億人民想法」而決定的。這並不是說中國的走向與人民的想法無關，而是指出一個現實：中國已經被鎖死在「一黨專政」的結構中，任何「人民想法」或政治理念，都得基於一個足以替代一黨專政的可行方案。反對一黨專政者，如果腦中想的是「革命推翻共產黨」，那在方案這件事上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因為革命不是一種「替代方案」，而是打掉重練。

過去100年，中國已經實驗過革命，也實驗過一黨專政下的統一，兩者都已證明政治上是失敗的，擺脫不了前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唯一在中國還沒有完全實驗過、但近一百年屢屢被部份試驗的，就是某種形式的聯邦自治制度（如清末民初的東南自保運動、民初的聯省自治行動，陳炯明在福建辦得有聲有色的地方自治政府等）。

從大歷史角度看，今天的香港經驗，若陸續的推進中國內地，先由深圳、廣東、福建等地開始，然後逐步深入、深化。這在今天雖然只是一種想像，但也保不準哪天不會變成一種唯一的選擇。

習近平不效法鄧小平，中國沒有機會

不論人們如何評價鄧小平，他在制度上創新的膽識，至今中共無人能及。第一次創新，他提出了「讓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區先富起來」，若非他的這項堅持，中共可能早已亡黨，中國也可能動亂至今。他的第二項創新，就是香港人當年可接受但今天不愛聽的「一國兩制」。中共黨史學家可以考證，當年鄧小平及他的智囊苦思出「一國兩制」，是否本來就內藏為將來「一國多港」鋪路的智慧？正如鄧小平1991年南巡後定位深圳為「經濟特區」，隨後在全國鋪開經濟特區的策略，盤活了暮氣沈沈、不改就死的中國經濟，1997年佈下「香港行政特區」的樁子，難道為的不是將來盤活中國的政治？

今天的習近平，不能只坐享鄧小平打下的經濟樁子，而忘記了他打下的政治樁子；鄧小平遺留下的「兩條腿走路」這一句話，乃是他記取了毛澤東以權亂政的痛苦教訓，並且預見了中共的困境之下而淬煉出的警句。只盤活經濟而不盤活政治，等於是單腿跳行，中國政治必然權錢腐敗，人民必然見不到文明蛻化之日。

中共接下來面對的政治體制挑戰，絲毫不小於當年鄧小平開放經濟之前的經濟挑戰。我們甚至可以說，開放經濟三十餘年之後，中國剩餘的經濟動力已經和僵化的政治體制惰性之間進入「死亡交叉點」，值此關頭，只有勇於顛覆性的制度創新，中國才有繼續發展的機會。一國多港的樁子已經打好了，所差的只是複製的勇氣罷了。

尾巴也可以搖狗

香港人千萬不要小看了自己，認為香港已經落入了「只有狗搖尾巴」的命運，事實上，香港的制度優勢、法治實力、公民素質三者加總起來是可以「尾巴搖狗」的。

與其等待被決定命運，香港為何不以「一國多港」作為自己的政治底線，用10-30年的時間拿回自己的命運和世界地位？香港的律師團體和法院體系，在亞洲可說是首屈一指，只要這個群體不怯懦，加上中國內地的有識之士，加上共產黨不改革體制就「亡黨亡國」的大形勢，誰說這不是一條可能出路？香港雖小，但也在呼喚一位大政治家。

然而，對於香港和北京，這個歷史機遇只有兩個時間節點：2017的香港特首選舉，2022的中共20大。過了這兩個村子，前面就沒有店了。北京及香港，你們得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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