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二○一九年六月九日之後

事件：城市戰地裡的第一線採訪

譚蕙芸的個頭比想像得小，她隨身攜帶的咖啡色後背包足足有五公斤，裡頭裝著白底黑字、印有「Press」的防彈頭盔、黃色背心、全罩式的防毒面罩、飲水袋，以及最重要的、能讓她隨時出入現場的記者證。幾個月前，這身裝備還只是工地頭盔和一般口罩，但隨著愈走愈前線、警方鎮壓持續加劇，她的防身行頭只能不斷升級。

譚蕙芸曾任《明報》及有線新聞台記者，採訪過SARS、四川大地震，過去曾因車禍誘發後遺症，讓左耳剩下七成聽力，大病後在二○○八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講師，但同時仍維持獨立記者的身分採寫新聞專題，偶爾受邀主持《鏗鏘集》，今年也出版了新書《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是一位要求自己時時站在第一線的老師。

反送中運動這幾個月，譚蕙芸和許多第一線記者們一樣，經歷未曾有過的體力與情緒的耗損，訊息與耳語的轟炸、催淚瓦斯與汽油彈的逼催……，此次都市戰地般的採訪經驗和遭遇到的倫理糾結，是香港記者們前所未遇的。很多過往的採訪經驗在這回幾乎用不上，得快速摸索和試錯。

例如，在一個集體情緒對立高張的社會裡，當跳樓事件陸續發生，記者報與不報或怎麼報導？當有權者限縮記者的採訪、當警察開始威嚇，記者該怎麼突圍，又如何在烽火中保護自己？當社群媒體與直播訊息沒有篩選地蔓延，又如何在其中拼湊事實，設定角度？當然，其中也包括記者與運動者角色間能否游移，是否要清楚分野……？

譚蕙芸從前線的視角來看，她目睹舊式新聞倫理與方法已「無法回應時代」。橫在記者面前的新考驗，她怎麼反思，又怎麼跨越？在一個社會集體有強烈情緒的當下，記者如何避免過度激情或成為網紅？又如何在瞬息萬變的運動裡，幫助讀者梳理事實，冷靜分析？

（以下為受訪者自述）

我在大學教了十年的書。我觀察二○一四年到二○一九年間，有很多人都開始不看新聞。因為雨傘運動讓很多支持者覺得，幹什麼都沒有用。所以一直都「很灰」（很灰心），連新聞都沒有人看了。那時大家稱之為「新聞迴避症」。

那不過只是半年前。誰會想得到，歷史根本就是U-turn大轉彎。

這場運動改變了香港新聞的環境。很多新的事件，像是自殺，那也是全新的。香港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香港人為了「香港」而自殺。你以前看歷史書，會有人為了夢想而自殺。但是你說太愛香港而自殺的年輕人，歷史上沒有碰到過。

但是記者之間就有一個爭議，「自殺的新聞不應該報」，這是道德問題。但是我自己覺得不對勁，那時候網路上、社群平台上，像連登、Telegram，都在傳當事人的消息，包括遺書與遺物早在社群消息裡傳來傳去。

第一，這些是以前所沒有的（所以無從比較）；第二，以前認為媒體不能報，是因為以前自殺的人，不是以自殺來傳遞一個社會的訊息。現在他們在自殺前就託朋友、家人聯絡記者，要表達給社會大眾。所以，妳問我做一個新聞的教師，我該怎麼教？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舊的一套已經「無法回應時代」了。我們做的就是在報導時不寫自殺方法和細節，並加入正面的訊息，以做平衡。

還有幾個經驗是全新的。過去，香港報導上一向不會替示威者打格（打馬賽克），不會使用匿名，但這次運動因為法律風險高，大部分傳媒為避免成為檢方的檢控工具，不批露示威者的臉或名字。這在香港是從沒發生過的。

又例如，衝突現場採訪要時刻顧及記者自身安全，不能安定地拿出錄音筆或筆記簿，可能這一刻跟一位示威者打開話題，下一刻他就沒入人海當中。而有記者的被訪者受傷或被拘捕，也是全新的經驗。如何去維繫與受訪者關係，會有比以往更大的精神壓力。

另一例，記者可否直播示威者的行蹤？像九月一日機場那一天，不少人開車義載示威者，當時警方按兵不動；但另一天，記者直播示威者登上巴士離開，警方就上車拘捕。當時有民眾會質疑記者應否披露示威者行蹤，但資料披露，公眾如何使用，如何行動，那是記者未必能夠全盤想像的問題。這也涉及新聞倫理的考慮。

觀察者、記者、運動者的身分差異

在這場運動開始時，我曾猶豫要不要拿出記者的身分。因為我在教書，而一開始，我是以市民的狀態在觀察。那時候包包裡有反光衣跟頭盔，但我都還沒有把這些穿上。但七月十四日在沙田是我自己的蛻變。當天早上還有一個記者的遊行，是在反對警察暴力對待記者的遊行。那時候就有人大喊說，記者！記者！

我不知道在這場運動是扮演市民、老師，還是記者。後來一些人幫我穿上記者背心後，我就沒有再猶豫了。

當我知道自己的角色，我就刻意不像示威者一樣穿黑衣，這樣可以有一個距離。因為我要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邊是一位記者，我知道我自己的定位。

譚蕙芸。（攝影：劉貳龍）

記者跟運動者這兩個角色對我來說當然不同。我還是一位老派人，old school。

對我來說，現場是神聖的。對於我來說新聞這個專業，是很重要的。雖然現在很多抄來抄去或是看直播寫的新聞，在這運動裡，他們還是有他們的貢獻，每個人都有自己方法。但我想要強調的是，每一個記者要找出自己最舒服的採訪方法。

過去十幾年間，香港的記者的現場能力在弱化，全世界在現場採訪上都在弱化，因為時間的緊迫、點閱率還有省錢等等原因。因為我是老派人，例如現在我跟你們面對面的交流是無價的，雖然電話溝通是很好，但是面對面才是最好。

我覺得看直播很重要，但是到現場更重要，雖然你去到現場不一定可以看到真實。我覺得這次運動令記者們重新發現現場很重要的。

我記得七月二十一日在元朗站的事件，之後我到現場，那時地鐵都被清潔乾淨了，沒有血。因為我很熟那個站，那個站太大，平常是沒人去摸那個玻璃。我就看那個玻璃，去看玻璃上的指紋，有很多指紋，看得出打人的人是怎麼爬進去，被攻擊的人要怎麼驚恐地出來。

我覺得我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都就是一定要在第一時間在那裡。當然如果能是最好的啊。但如果第一時刻不在，還是要細心看到不同。

現在香港每天都有大小不同的示威，而且有好多是地理地域上的隔閡，每一天光是要掌握重點在哪裡、判斷要去哪裡採新聞，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一開始選地點會先失敗，最經典的例子是，七二一那天大家都在上環圍警察，但是同時元朗白衣人在打人。大家錯過了那時候報導元朗的機會。示威者有一個說法，就是不要戀戰。記者也是一樣，不要戀戰眼前的事，不要沉醉在面前的衝突，時刻警覺，或許更重要的現場在另一個地方。像是我們住在香港都這麼久了，有時在判斷這事時，都還是失敗。

比如說旺角警署，是常常有事發生的地方。但是我現在都很清楚，警察不會從警局門口出來。現在都會從其他地方出來包抄。又或是從警察的互動可以看出來，看他們的指揮官、看他們的狀態、他們EQ高不高，看他們跟百姓之間的衝突方式，可以判斷這裡會不會出事。例如說，警察如果被人罵的話，他們如何反應，你就會知道這裡會不會擦槍走火。如果警察不理人不說話，就會知道這裡還好，但就是會有一些訓練不足的人出來，那種沒有EQ的人暴衝出來，其他警察因為義氣也衝出來。很多的晚上就會看到，大錯都是從小錯開始的。很多地方的事件都是這樣開始。

我怎麼去決定採訪的現場？一開始簡單，八月的時候最難，那時候就是一次十幾個點在爆衝突。例如，我自己採訪右眼疑被警方布袋彈擊爆的女子時，我站她後面五十米。這些東西都要判斷，一直在學習。

八月三十一日，警方在太子站無差別地以暴力驅散市民與示威者後不久，我搶在現場被清理之前，進入到該列車之後駛入、停留的油麻地站，當時警察用身軀或長盾阻擋拍攝，登入車廂後也必須在警察完成搜證後才有機會進行。我拍下車廂內的斑斑血跡與凌亂雜物，重新拼湊那短短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即使在九月一日示威者在機場集結後，港鐵因設施被破壞而封站，示威者自東涌徒步五、六小時回到港島時，我也嘗試跟隨其路線，我沒辦法不做，這樣我才能體會過程。

這些經驗怎麼累積的呢？因為我以前做記者的時候有很多突發採訪的經驗。很多人以為我都是寫那些人物專訪、很優雅的那些。但是我以前在《明報》、《有線電視》做很多突發新聞的，像是地震或是交通事故等等的新聞，有時候都還要憋尿，因為沒時間去廁所。我自己跟文人的記者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都會用突發的紀律來採訪的。

像是我的背包，還有我的裝備也是經過很多改良過的。第一重要是在運動現場走動的策略，要注意安全、避免中彈。像那時候女生被爆眼的時候，我距離她才五十米，那天我有注意看錶，每三到七秒一次槍聲，判斷當晚其實危險，於是選擇站在一棵老榕樹後面。

我覺得自己不是來犧牲的，文字記者不用站得這麼前。然後我看到那個女生倒下來之後，我就去採訪。

還有就是跟警察的交流方式。警察不希望記者採訪，會阻擋，但有一次速龍（特別戰術小隊）說不讓記者進樓梯，不能讓記者進入，我就用些小技巧。像當時剛好有白人女記者在後面，我就拉著她們說，一起一起進去，就跟著一起擠進去封鎖線了。

可能我也明白警察的心理狀態。我在雨傘運動前後，曾參與了警察學院的一些講座，向警員講解傳媒運作，接觸了一些前線和中層警員。

但目前在香港，記者難以顧到所有的現場，每天有很多訊息都會亂傳，例如之前在傳有女生被強暴、然後又傳太子站有人死了。還有很多（網路上流傳的影片）是片段剪接的，像是有汽油彈從警察那邊丟出來，就連《CNN》都錯了，他們還去跟警察道歉。

現在好像時代瘋掉一樣。

亂世中冷靜陳述事實，是記者跟網紅的差別

但這次香港記者的地位有被改寫。曾經像是SARS或是地震等（災難事件發生時記者地位也會提高），但現在都已經超越了。因為現在民眾對於記者很好奇的，大家都想要知道你看到了什麼，每次分享，他們都想要全部吸收。

但是我希望人們知道，我們不是來宣傳這些運動的，我們不是你們（示威者）的文宣。例如我知道有示威者扔汽油彈，還是要直接寫出來，不能說沒有發生。我們做好的記者，是要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整個社會的意思是包括同情運動跟不同情運動的警察、市民、官員等等的人。

例如說九月一日我從機場回來坐車坐了三個小時，是一個義載的司機載我。在路上我看到了很多普通的遊客，我看到很多的民眾與遊客受苦等等的，所以這些我都要寫出來的。但是有些記者沒有辦法講出來，可能是他們太過投入。

歷史上有很多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對的事，但是對的事有的時候是宣傳，沒有把整體的情況納入。但我也知道，警察跟示威者之間是權力之間的不公平的，權力上誰有多一點，就要多一點的被監督。

這過程中，我自己也有修正過。一開始也會比較感性，比較放一點，覺得好看；但後來社會的情緒比較對立時，我也在學習和修正，會更重視脈絡，儘可能到現場看到每一個場景、每一個處境，這部分我會比較敏感。

還有最近我寫東西開始盡量用平實的用語，例如說警察就是警察，我從來不會用「黑警」。你說到底黑不黑？也不是不黑啦，但是你怎麼知道那位警察是不是黑呢？或是示威者就是示威者，就不會用「市民」。另外，我不會用「義士」，我從來不會用這個字，我覺得示威者比較平實。義士這個字太強烈了。

有些記者一坐下來就是運動者的感覺，他們想要有一種對準（對抗）權力的採訪。但是你問我，我也清楚權力上的差異（警察與示威者之間）是很重要的。

香港之前的訓練是美國、英國的記者訓練。第一我們要的是事實的查核，雖然fair and balance（公正和平衡）也很重要，但是那個比較複雜。事實的錯誤是不能原諒的。你（記者）跟網紅最大的差別就是你寫的東西是事實。

港媒在過去十年因政治力與商業力的夾殺，特別是紅色媒體的滲透，讓新聞工作幾乎斷了氣地掙扎，幾乎沒人要看新聞。但這次不少在第一線帶回現場真相的記者，反而贏回讀者的尊敬。這次是改變的起步。

我是傳統新聞訓練出來的，我看得到傳統新聞訓練較好的地方。但新聞是一個organic（有機）成長的東西，因為要回應這個時代。你可以看到很多新聞歷史上，很多方法都在改變。

時代會進步，你用的工具是彈性的，作為一位記者，你可以用很多各式各樣的方法，來陳述一個事件。有時候可以很理性、有時候可以很抒情的方式去「回應這個時代」。然後看看讀者喜不喜歡，雖然我是老派，有些東西是可以有改變，但是像是事實，是不能改變的。

（本文摘自《烈火黑潮－程式戰地裡的香港人》一書，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