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時中部長已然成為防疫功臣，網路聲量或是民調肯定，均賦予這位牙醫出身的衛福部長前所未有的政治能量。陸委會日前公布、嗣後撤回的陸配子女返台政策，照理說，這是兩岸重要政策，情理上不可能單獨由陸委會自行決定。因此，打臉陳明通、保全蔡總統顏面，成為官場必要的倫理戲碼。

中國大陸當局對於新冠肺炎(前稱武漢肺炎，世衛組織定名Covid-19)的防疫控管已有新的應對政策。根據大陸衛健委2月12日統計資料，新增確診病例高達1萬5152例，其中湖北臨床診斷病例有1萬3332例，翌(13)日新增確診病例遽減為5090例(湖北4823例)。為了讓確診病患能夠得到醫療資源的升級與強化，陸方專家把確診定義擴大，納入臨床診斷例如肺部浸潤等病徵，藉此及時防止感染擴大，並且透過確診判斷，讓病患得到更適當的隔離與積極治療。這是臨床實務觀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人體後，其傳播現象與生理徵狀的權宜措施。只要醫療量能積極提升，集中投入最嚴重地區的抗疫運動，這場中國共產黨與病毒的鬥爭戰役，應該可以獲得緩解與勝利。

基於人性趨吉避凶的本能，對於滯留武漢市甚至湖北省的在陸台人，想要返回台灣、回歸家園，現在是很難辦的事。有些內置仇中與反中意識的台灣人，把他們當成「生化武器」，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蓄意破壞台灣人健康的仇恨行為。同樣都是台灣人，為何身在不同地方，即要遭受不同眼光甚至歧視與霸凌？新冠病毒不會因為個人支持統一就失去感染力，中國境外非中國人的感染案例愈來愈多，因此新冠病毒不可能成為統獨的生化武器。

最擔心疫情者，莫過於日本。由於考量疫情管控以及東奧的龐大政經利益，日本政府以政治處理防疫，致使鑽石公主號成為病毒樂園，船上乘客與船員淪為病毒的「食物」。日本邊境防疫趨近失敗，有些本土感染案例並未公開旅遊史與接觸史，在無中國旅遊史與新冠肺炎接觸史的前提下，已有八旬高齡婦人病逝；合理研判，甚有隱匿境內社區群聚感染的可能，這都是政治凌駕防疫的警世案例。

邊境防疫若能成功，就能維護社區群聚感染的防疫紅線不被攻破。陳部長定下超高標準的防疫要求，也就是紅線畫在社區群聚感染，這是壓力極大的考驗。隨著新冠病毒感染人類的病理研究愈來愈充足，只要檢疫量能不被癱瘓，特定範圍與規模小的社區群聚感染，台灣應該有足夠的醫療資源可以積極應對。此一認定必須經由專家會議認定與嚴格檢視，畢竟防疫設下超高標準，不如事先想好如何做到突發疫情後的醫療體系不混亂、不癱瘓。

滯留湖北境內的台灣人，他們依舊是我們的同胞。兩岸貿易資料對照下，台灣每年貿易順差高達數百億美元，賺取人民幣只是直接與間接、在陸與在台的差別。想要落實「防疫優先」與「弱勢優先」，必須先累積足夠的政治量能。中國大陸境內現下仍有五個機場可與台灣通航，倘若陸方無善意，直接讓這些滯留湖北的台灣人分從五個機場轉回台灣，這才是台灣防疫的惡夢。台灣政府只能掌握從台灣出發然後目的地為武漢或湖北省的高風險者，對於中國大陸境內中轉武漢或湖北的旅遊史，無從勾稽，也無從查證，除非陸方願意協助把關。

這些滯留台胞可先分為兩群，分類標準依檢疫要求而定，檢疫流程與標準，可由台灣政府提議，讓大陸當局參酌適用。因為封閉式管理之後，這些台灣人的接觸史清楚可查，而且從疫情爆發之後，已經超過14日的潛伏期，是否感染、是否確診，應可及早確認。前次包機有1名返台後確診，247位中只有1位確診，占比僅有0.4%，直白講，若依此感染比率推算1000名返台者，也只有4位可能確診，不會癱瘓台灣醫療量能。

低風險者可由陸方安排從湖北或武漢分流至上海虹橋、浦東等兩機場，這兩機場的防疫表現比較好，可藉由陸方轉機前再檢疫的雙重確認，過濾極少數的可能突發病例，再轉機飛回台灣，如有急難救濟的金錢需求，也需要陸方提供協助。此部分名單與員額必須雙方互相確認，做到雙方檢疫標準之要求，返台班機與登機人員的確認，也必須雙方事先審核與確認。

另一群高風險者，依循先前包機模式返台。此法可以分級、分流這些危險族群，畢竟透過包機直飛者，事後要集中隔離與檢疫，會衝擊檢疫所量能，但若透過上海兩機場轉飛台灣，只需事後居家隔離即可，無須擴增檢疫所。台灣要做到的退讓，就是不堅持我方包機與我方執行出境檢疫。但是，為了雙方檢疫互信，執行檢疫的流程與標準，仍應由我方建議陸方參酌後執行。大陸當局若真有誠意協助這些處於危險地區的台胞返台，應積極思考檢疫互信的達成與落實，切勿簡單化一關了之、一停了之。

兩岸當局在防疫、抗疫的當頭上，應該釋放更多誠意與信任，克服當前政治量能有限的低檔徘徊。武漢加油，台灣平安！病毒的世界中，沒有膚色、國籍、性別、年齡與地位分別。紓解武漢與湖北的醫療壓力，保護台灣同胞的健康與就學、就業的其他權利，這是武漢包機模式的人道價值，也是保障人權的進步表現。

※作者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