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人對「武漢肺炎」這一名詞很不滿意，堅持要將病毒「去中國化」，堅持只能說「新型冠狀病毒」。

黃智賢說：「不要用中國的城市名字命名疾病或病毒，這是歧視。」

WHO 聲色嚴厲地說：新發現的病毒，名稱絕對不可以叫「武漢病毒」。

當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定繼續採取通行的「武漢肺炎」簡稱，天朝媒體立即發動攻勢，痛斥「以疫謀『獨』盡曝，冷血自私狹隘」、「藉機吃人血饅頭」、「台當局借疫生事其心可誅」。

只是，許多人都指出了：那麼，「非洲豬瘟」如何？「西班牙流感」如何？「日本腦炎」如何？「德國麻疹」如何？「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如何？「伊波拉病毒」如何？乃至，「香港腳」如何？

喜歡用軍機、航母與核導彈來宣揚「華夏式人道主義」的「儒官集團」，會去使喚 WHO，來全面取締「武漢病毒」這個語詞，這個會將「儒教聖王專政優越論」釘在人類法庭的恥辱柱上的語詞，應該是沒有人會意外的事情吧？

但「儒官集團」的「正名術」，並無法真正否定一個現實情景：不少疾病的命名，都以各自的方式，攜帶著關於特定歷史脈絡的記憶，例如西班牙流感和伊波拉病毒。這些疫病的名字，都登錄著一個「歷史現場」。

執是之故，在這篇文章，以及之後的文章，我會繼續使用「武漢肺炎」這個語詞，但不是基於天朝主義者所謂的「歧視」，而是緣於：希望人們能永遠地記得，為著「聖王的面子」而失去生命的人們，以及「儒官集團」（包含 WHO 在內）在其中扮演的共犯角色。

「種族歧視」？

仔細觀察這次天朝權力集團為武漢病毒的「正名作業」而做出的部署，不能不說精密。同時，更重要的是，還能讓我們看到，西方「文化左派」著名的「政治正確」話語，是如何與帝國儒教的「道德正確」話術交織出密切的「共謀關係」。

在天朝權力集團宣布武漢封城後，伴隨著 WHO 對中國防疫工作不斷高唱讚歌，各國開始紛紛以懷疑的眼光，注視著在中國發生的疫情，也陸續展開各種 WHO 所不樂見的緊急疫病風險管理措施。

在這個氛圍中，中國各地的使館，也逐漸相應地加大外宣作業的腳步。其中的重點，除了要求批判中國防疫處置的歐洲媒體對天朝權力集團道歉，就是去宣傳「武漢肺炎的名稱是種族歧視」，並且將「武漢肺炎」的命名，與各國對中國的旅遊限制掛鉤起來，聲稱這些都是「反華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表現。

眾所周知，今日的 WHO，乃是「全球儒官社會」的領頭羊，天朝權力集團最忠誠的國際隨附組織。在這波天朝權力集團的「大外宣」中，WHO 當然是不會缺席的。

WHO全球傳染病預防部門負責人布里安（Sylvie Briand）公開表示，使用武漢肺炎這樣的命名，就像是「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或「西班牙流感」這樣的名稱，是需要避免的，理由是「會造成地區與族群的汙名化」。

WHO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任萊恩（Michael Ryan），也同樣主張，人人都有責任確保疾病的命名不會造成汙名，而且，「根據種族來進行描述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誰」歧視著「誰」？

時間來到2月7日，WHO 就正式在官方記者會上宣布：為這避免汙名化武漢市，正謹慎替病毒決定正式命名，預計未來幾天將公布最終的官方名稱。WHO新興傳染病部門負責人范柯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說：「我確定你們都看到許多媒體仍用武漢或中國來形容（病毒），我們想確保不要有污名。」

事實上，WHO 之前為這次檢出的病毒做出的「暫定官方命名」，一直是「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從未涉及疫情發源地中國武漢。西方媒體注意到，WHO 在給予新型冠狀病毒正式名稱上，顯現「前所未有的謹慎」。

隔天，2月8日，中國國務院就隨即召開記者會，由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言人宋樹立出面，宣布「2019新型冠狀病毒」所引起的肺炎病症，暫時統稱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英文名稱為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簡稱「新冠肺炎」或「NCP」。

網路上隨即出現譏諷的聲音，說 NCP 是「New China Pneumonia」（新中國肺炎）；天朝權力集團是站起來了，但中國人民卻倒下了。

無論如何，至此為止，天朝權力集團的努力顯然成效無多，各國媒體似乎依然普遍採用「武漢肺炎」的通行命名。

於是，到2月12日，WHO 再度出馬，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親自告訴記者：「我們如今已有此一疾病的名稱，那就是COVID-19。」WHO 對武漢肺炎給予了「正式命名」—— COVID-19，至於病毒的名稱，則由「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命名為 SARS-CoV-2。

他還明確表示，選擇這個名稱是為「避免指涉特定地理位置、動物物種和人群，符合國際為避免汙名化所做的建議」。

隨後，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聲明，為與WHO公布的國際資訊接軌，並使民眾方便理解，由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所引起的肺炎正式稱呼為「COVID-19」，而簡稱為「武漢肺炎」。

天朝媒體接著就咆哮了：「武漢肺炎是種族歧視！」

不過，真的要談「種族歧視」嗎？

我曾經在國外多年，我的親身經驗，讓我明白西方社會確實存在著對「華人」的仇視或歧視，但也同樣確定，西方社會內在的民主倫理和人權觀念，會時刻制約著這些傾向。

反而是在漢字文化群內，「小粉紅」高亢的「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口號，會不斷附著在「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上，來掩護自身的「中華型帝國主義」思維。而「「華夏式的人道主義」話術，顯得像是一條隱蔽的通道，讓「中華型帝國主義」，可以經由西方「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從從後面偷溜進來，乃至進而大大方方地將自身表象為不可逾越的「道德正確」。

進一步說，在人們的直觀中，其實許多人都了解：在漢字文化群，取締「武漢病毒」這個名字的做法，其實不過是老儒教「正名論」的反覆再生產，不過是藉由規範語詞的使用來維護「君父權威的威信」的儒教統治術。

就此來說，取締「武漢肺炎」這個命名的「正名術」，其所意圖的政治效果，就與央視說賴清德「竄訪」美國一模一樣，不多也不少；總而言之，就是要為「中華型帝國主義」賦予某種原本並不存在的「道德重量」。

「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確」

在WHO 將武漢肺炎「正名」為「COVID-19」後，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也開始引經據典，說明這個命名的「正確性」，駁斥「台灣媒體配合中共規定，不稱武漢肺炎，只說新冠肺炎」的批評，認為這些批評純然是「假新聞操作」。

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如我預期的，開始拿 WHO 與天朝權力集團的說法來說嘴，主張全面取締「武漢病毒」這個語彙，並且自認這是「杜絕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絕對不能質疑。

按照天朝主義文人的說法，在公衛與醫療社會學文獻中，對「疾病命名」造成特定人群或地方污名的反思，早已獲致定論，於是，WHO 才會在2015年發布「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命名新人類感染疾病的最佳實務準則」），建議不該使用人名、地名、職業、動物、食物、文化、族群、產業來命名新疾病，要必須以受到疾病影響的系統、嚴重性、症狀、病原體等為準。

天朝主義文人沒說的是：這份建議性的「實務準則」，在發表的時候，就被醫療界批評過度「政治正確」；「文化左派」不切實際的「實務準則」，不但容易導致重複的疾病名稱，而且不夠明確，一般人無法快速了解一個名字所指的疾病究竟為何，徒增一線醫療作業的困擾。對這些醫療界人士，反而是「文化左派」詬病的命名方式，才能登錄一種疫病發生的「歷史現場」，才透顯了「醫療人文主義」的本色。

天朝主義文人另一個避諱的地方，是不願意去說明：這次武漢肺炎的命名，其實乃是這個所謂「實務準則」自身的首度實作；將武漢肺炎命名為 COVID-19，是 WHO 第一次運用這份「實務準則」。

COVID-19變成「人類頭號公敵」

最後，天朝主義文人沒有提及的另一個事情是：當WHO秘書長譚德塞宣布武漢肺炎的「官方正式名稱」COVID-19，他同時也宣布了—— COVID-19 是人類的「頭號公敵」，要求各國「儘量積極地」對抗這項疾病。

譚德塞表示：「如果世界不想醒來，將此病毒視為頭號公敵，我不認為我們能夠汲取教訓。…我們必須採取一切行動，使用可取得的武器」。」

從「武漢肺炎」到「COVID-19」，這個來自中國的新疫病，瞬間變臉為人類必須採用「一切可能手段」來加以「圍堵」的「頭號公敵」。這番「頭號公敵論」，當然「自然正當」地證成了天朝權力集團以「戰時狀態」的名義而採取的「軍管」隔離措施。既然是「人類頭號公敵」，採取任何手段，即便是高度違反國際人權規範的「例外手段」，也是合乎「正義」的「偉大事業」。

就這樣，一個依照「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確」而命名的病毒，反而順利地啟動了一場對「人類公敵」的「戰爭狀態」。

有趣的是，也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發覺，在「鑽石公主號」上的日本檢疫官，由於完全遵照WHO之前刻意淡化疫情嚴重性的作業指示，沒有穿上全套防護裝備就進行檢疫工作，也感染了武漢肺炎。

回到那個記者會上，譚德塞卻正高呼：「我們仍處於圍堵策略，我們不應允許此一病毒有地區性傳播的空間。」他急促呼籲：「我們必須利用當前的機會窗口強力反擊，在各個角落團結對抗此一病毒，否則我們可能會有遠多於目前的病例，付出遠高於目前的代價。」

面對一向要求各國不得對中國採取旅遊和貿易限制措施的WHO，美國的防疫專家搖搖頭，嘆息現在才想要圍堵病毒傳播，恐怕為時已晚。（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