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王專政」下的「戰時狀態」

從中國的異議評論者的角度來看，WHO 顯然並沒弄清楚，目前的現實情勢已經惡化到什麼程度。有人清醒地點出：「目前最可怕的可能不是疫情失控，而是中共已決定用最不考慮人命的手段來控制疫情。」

透過戒嚴性質的「軍事管制」（包括繼續實施嚴格的言論管制），以「徹底犧牲一部分人生命」的方式，來圍堵疫情擴散的趨勢，來挽救中國經濟；這點，不論在天朝權力集團的眼中，或是在 WHO 的眼中，似乎已成為中國「善盡國際責任」的唯一有效方式，也是天朝權力集團重建「崛起大國」國際形象的新起點。

絲毫不必意外，在 WHO 宣示「COVID-19 是人類頭號公敵」後，歐美媒體評論者也逐步開始稱讚：「聖王專政」是控制疫情的好方法。

湖北若干地方已經進入實質軍管的「戰時狀態」。在把確診案例集合起來送入集中營的軍事管理策略下，一張「確診書」，就形同通往「死後的美麗新世界」的單程車票。這個，就是在 WHO 的指揮下，歐美媒體人歌頌的「新天堂之路」。

聽著這些帝王讚歌，我不禁想說：如果取締「武漢肺炎」這個名字，果然體現了「杜絕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怎麼不起來譴責台灣的公視，居然將「新疆」的集中營，說成是「聖王的禮樂教化」？

在武漢病毒災異下，「新疆」集中營中的維吾爾人，被「聖王衛隊」拘捕到中國而下落不明的香港人，他們的命運會如何呢？

在當代的漢字文化群內，其實只有「華人歧視他人」的問題，而並不真的有「他人歧視華人」的問題。假若要認真談「歧視問題」，首先該關注的，難道不是上述的的緊急事態嗎？

但是，這些顯然同時也是「華夏式人道主義」要全力取締的議題。一如「武漢病毒」，凡是褻瀆了「聖王專政」的「神聖性」（那個惡名昭彰的「中國人民感情」的真實所指）的事物，在「天下帝國」的勢力範圍內，絕無立足之地。

華夏式人道主義

台灣的律師呂秋遠說：這陣子聽到最噁心的話：「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性與愛」。

從第一次的所謂「返台包機」，大家私下都發現了一個事情：天朝主義政客的「一條龍服務」——中國權力集團提供感染者，國民黨負責包機，柯文哲洩漏地點，黃珊珊全力反對集中隔離。而天朝主義政客的目標，似乎也不難臆測：儘速徹底壓垮台灣醫療體系，讓各國將台灣與中國一體對待，同時納入旅遊限制名單，促成「防疫上兩岸一家親」。

天朝媒體不斷每天抨擊：「台灣當局不是從人道主義出發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解決問題，而是吹毛求疵、故意刁難，想盡辦法阻撓台胞包機回台」。

我們很快就發現：用「裸命式的難民景觀」來製造「人權」話題，以前或許是缺錢的「國際人道組織」喜歡玩的遊戲；現在，對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帝國神學的儒官集團和天朝文人，玩弄「道德勒索」和「情緒勒索」的統治權術，也成了新顯學。

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坚信爱会赢》的高揚歌聲中，在四處洋溢着「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情」隨喜聲調的漢字文化群，我們沒有「政治正確」問題，而有著「道德正確」問題。

在「華夏式人道主義」的話術中，東洋式的「道德正確」，全盤接收了西洋式的「政治正確」，而再度將自身表象為規範人類言語行為的至高準則。

在帝國蔓延疫病的時刻，我相信，真正有人生閱歷的父母，都會告誡自己的孩子：記得，如果誰跟你說「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性與愛」，那個人就是最多算計的，而且，最不明白什麼是人性與愛。

這絕非什麼天朝主義文人以為的「犬儒主義」，而是對「華夏式人道主義」清醒的自我理解——和健康的「自我抗體」。就如同古代的老莊學派早已徹底洞識的，「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廢　有仁義

關於「華夏式人道主義」話術背後最深沉的政治算計，現在應該是大白於天下了。確實，「大道廢，有仁義」；古代的老莊學派應該會取笑我們，兩千多年之後，才真正明白了帝國儒教的「帝王權術」（arcana imperii）。

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與天朝主義藝人，對台灣沒有向「中國權力集團」朝貢，獻出口罩，獻出醫療資源，獻出醫療人力，感到非常、非常憤怒，認為我們「不是人」（=「可以隨意殺戮的非人」）；這些，不是沒有「帝國的理由」的。

海德格，一位典型的納粹主義哲學家，在他二戰後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留下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史論斷」：

「在羅馬共和國時代，人性或人道，首次在其名稱下獲得了明確的思考與追求。homo humanus （人道的人）對立於 humo barbarus （野蠻的人）。在這裡，所謂人道的人就是羅馬人......在羅馬，我們碰到了第一個人道主義。」

顯然，海德格並不清楚東方的華夏道術，更不知道「天下帝國」絕對可以與「羅馬式人道主義」相提並論的「華夏式人道主義」。

不過，武漢肺炎災異中，從馬英九到天朝主義藝人與媒體人的發言，卻是讓我們見證了，「華夏式人道主義」背後隱蔽的「帝國歷史脈絡」，和其中「隱微的帝國心性」（或者，用現代話語來說，偏執的、歇斯底里的「帝國主體化模式」）。

然而，老莊學派其實早就知曉：種族主義者的願望，是沒有真實的道德重量的；同樣地，帝國主義者的願望，也沒有。至於「華夏式人道主義」，這種同時兼具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屬性的願望，就更缺乏「道德的重量」了。

從「嫉恨政治學」到「仇恨政治學」

隨著「帝國民粹主義」的興起，台灣一度興旺的「民粹主義批判學術產業」也歇業打烊了；因為，營造「台獨=法西斯」的話術公式，為迎接「中華型帝國主義的偉大復興」來鋪陳文化政治條件，其實就是「民粹主義批判學術產業」的本來志向。

但武漢肺炎的事件，也帶來了新的變化。「嫉恨政治學」的尼采式話術是退場了，不過，在「華夏式人道主義」的新面具下，「台獨=法西斯」的話術公式，卻被「仇恨政治學」的語彙重新活化了，一併與武漢肺炎病毒，從境外輸入台灣。

對向來主張「世界的脫美入中」的天朝主義文人，武漢病毒宛如「美帝」刻意製作出來的毒物，使得「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得以公然正當化：歐美媒體用「真正的東亞病夫」來定位天朝權力集團，用「中國病毒」描述難以阻遏的疫情擴散；對天朝主義文人，這些現象，無一不是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的當下再現。

對此刻的天朝主義文人，「武漢病毒」這個名字，不啻「台獨」的新化身。就像過去的「台獨法西斯」，「武漢病毒」也是某種「人性上的潘杂拉盒子」，是具備了「釋放人心深藏的仇恨、歧視、惡意」的邪惡機能的黑色符文。一言以蔽之，「武漢病毒」這個名字，內蘊著能夠召喚和支配死靈的魔性力量，不但足以摧毀「君父帝國」，更會導致「天下秩序的禮崩樂壞」。

兩千多年的老酒

從「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情」、「少一些政治，多一些治理」等連串的「華夏式人道主義」話術，我們其實不難察覺到，它們依然暗地延續著過去的「民粹主義批判學術產業」的某些共同母題：將民主政治看作是卑賤的「現代賤民政治」，造成了「君父權威的崩解」，造成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然後，認為唯有「以德配天的聖王專政」，方能圓滿實現「儒官集團」的「賢能治理」，並且重新恢復「世界大同」的「天下帝國」，為世界人類帶來「秩序井然」的「靜好歲月」。

就這個脈絡來說，要完整地討論「華夏式人道主義」，原是無法脫離這種話術的原初母體——古典帝國儒教。不過，這是一篇短文無法好好做到的事情。雖然如此，依然需要在此指出：帝國儒教總是說秦帝國「焚書坑儒」，但為何漢帝國時，卻依然能「獨尊儒術」？

實情毋寧是：不是秦帝國「焚書坑儒」不徹底，而是「焚書坑儒」是漢儒製造出來的「政治神話」，目的是為著對抗受到漢帝國王室青睞的「黃老道術」，將任何阻擋帝國儒教的意向與作為，抹黑為「秦國恐怖」。漢武帝當然是樂於迎合和配合這種潮流的，因為古典儒術確實是「進取的、攻擊性的帝國主義思想裝置」，符合他企圖締造「帝國大業」的「帝王心性」。

（古典儒術的「帝國主義」性格，在表象上，似乎受到宋明理學給予了系統性的遮蔽，也因此宋明理學被當代中國的政治儒教所唾棄，認為放棄了儒教的「古典政治哲學」。可是，當代的中國政治儒教，並沒看到：宋明理學是將古典儒術的「帝國主義」形而上化了，而不是真正取消或否定了古典儒術的「帝國主義」性格。）

如此說來，今日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會指責「綠色恐怖」，將「武漢病毒」的命名等同「法西斯式的種族歧視」，並不是什麼新把戲，不過是兩千多年的老酒，用新包裝重新上市。（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