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聖王專政」拯救了世界

關於「華夏式人道主義」的「道德正確」與西方「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確」的相輔相成作用，其實還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

東亞的天朝主義文人，在抨擊「武漢肺炎」的命名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時候，顯然都刻意忽略了，歐美的「文化左派」也提出了類似方向的評論。

舉個例子來說，「美國文化左派」的重鎮「紐約時報」，就刊登過專文，特意引述 WHO 的說法，主張限制中國旅遊是嚴重的錯誤。從他們的角度看來，對具有中國旅遊史的人採取公衛上的風險管理措施，顯然都是帶有「東方主義偏見」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精神污染」，都是「種族歧視」。

「公衛上的風險管理機制=種族歧視」，美妙的「美式文化多元主義」，準確地呼應了台灣天朝主義藝人的「華夏式人道主義」。

馬英九的好朋友、前大法官蘇永欽說：「誰又敢說，從武漢封城、湖北封省到卅幾個大城半封城，武漢八天建起火神山醫院，將來不會被記錄為社會主義體制對人類的特殊貢獻？」

美國的「文化左派」，會如何看待「儒官集團」這些典型的「聖王專政優越論」呢？

過去，許多人都已知道：西洋的「文化左派」，乃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邏輯的隱蔽共謀；但這樣的認知，今日看來也顯得落後於現實。當下的西洋「文化左派」，不僅是鼓吹「中華型全球化」的「達沃斯左派」，還更是悠遊徜徉在「聖王專政全球化」時代氛圍中的「天朝主義左派」。

也在這裡，從天朝權力集團宣布武漢封城以來，我們就不斷看到類似的弔詭圖像：一方面，從 WHO 到其他的歐美「文化左派」，都反對任何國家限制中國旅遊的防疫風險管理措施，但另方面，他們卻極力嘉許天朝權力集團內部的「封城」處置，認為是當代防疫工作上的「最佳實務範例」。

乃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可以直接引述 WHO秘書長譚德塞的說法，來表明：正是由於天朝的「聖王專政」，才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國家蔓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同樣加入了「國際儒官社會」的行列，盛讚天朝權力集團「為控制武漢肺炎並避免其蔓延，已做出巨大和非凡的努力」，國際社會需「避免在應對疫情時出現污名化的情況」。

這些弔詭，隱微地透露了「華夏式人道主義」最奇妙的地方：惡行是絕對與「聖王專政」無關的，定然是「蠻夷」不接受「聖王的禮樂教化」所致。

因此，從「華夏式人道主義」的視角來說，台灣人必然是誤解了，「武統」也不過是「以德服人」的另一種手段罷了，何須譴責？事實上，「武統」還是需要需要讚美的「王者德性」。

對台灣的天朝主義政客，這是另一個顯明的例證，表明了台灣的「賤人民主」，無法理解「儒官集團」所知的「天朝官員素質」。也是基於這種「帝國的理由」，台灣的「儒官集團」一向認為，應該徹底取締台灣所謂的「自由民主」，也唯有如此，才能恢復「儒官集團主導的賢能政治」。

沒資格成為「國家統計數字」的「非人」

即便如此，假設要真的按照「華夏式人道主義」的自我理解，來說明當下的諸多人間事態，顯然還存在著更多「不便提及的真相」。

在網路的某處，曾經浮現過這樣的報導：

「美國從武漢撤回僑民1000多人，其實70%都是當地的黃皮膚黑眼睛的華人，這些人大都是非富即貴的高等華人，但是入了美國籍，那就是美國人，就會受到美國公民的待遇。當美國政府決定把他們安排在安大略州飛機場降落並觀察隔離時，意想不到地受到當地華人群體的堅決抵制，因為他們怕這些僑民傳染他們。而當地的美國別人呢，卻積極提供幫助，這個時候就看得出來，中國大陸人，某些海外華人惡毒地對待華人同胞的事實，說明中國人口頭的血濃於水、炎黃子孫血脈相連，打斷骨頭連著筋，是多麼地虛偽和荒誕。」

我們或許不難意會到，這種現象其實也是內在於「華夏式人道主義」的某種「中國特色」。但要如何來說明「華人遠比他人更歧視華人」的「華夏式人道主義」？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華夏式人道主義」的自我弔詭性質，對它的自我否定性質，似乎還缺乏了足夠清晰的認識。

「大道廢，有仁義」：一個「道德選擇」，如果無法削弱損害人性與人道的惡性循環，卻相反地助長它，就構成了某種對「道德經驗」的濫用和誤用——而儒官集團和儒教文人，從定義上來說，「自古以來」就是擅長「道德勒索」的社會群體。

暫時，我也只能說：即使不談古代的老莊學派，當現實已經告訴我們，「天下帝國就是瘟疫」，「天下帝國自身就是瘟疫的最終庇護所」，最「人道主義」的事情，莫過於首先去拒絕「華夏式的人道主義」——那種以「尊王攘夷」的「聖王專政優越論」為本體，以「君父權威的面子」為理由來實施「情緒勒索」的「華夏式人道主義」，那種主張將台灣排除於 WHO 之外，正是落實「天經地義」的「大一統帝國神學」的「華夏式人道主義」，那種主張「口罩送中國、留島不留人」的「華夏式人道主義」。

然後，請記得一個基本的實情：與 SARS 時一樣，這次武漢病毒災異中去世的許多人，都不在官方的統計數字之內。

請毫無猶豫地叫它「武漢病毒」，請讓我們以此，來記住那些枉死者，記住那些不知名的、被排除在「國家秩序」之外的「非人」——他們隕落的生命，甚至不具備成為一個「國家統計數字」的資格。

請不要用「新型冠狀病毒」這類看似「中性」的科學命名，去遮蔽了我們的時代悲劇背後污穢的權力構造。這種迴避「歷史現場」的婉轉修辭，不僅是典型的儒官集團「正名論」統治術，尚且還是對無辜喪失的生命最深的污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