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疫情，正在進入一種荒唐的狀態。一方面，武漢湖北的感染數字，因採用新的統計辦法而飛升，政府下死命令短時間內擴建十萬張病床，顯示形勢很不樂觀；另一方面，湖北以外地區，感染數字卻直線下降。如果湖北以外地區感染數字真的下降，按理是有利於復工的，應該大書特書以安定民心，但北京疾控中心卻又發出「大仗即將來臨」的警告，並說目前是「關鍵時刻」、「危急狀態」、「非常時期」，甚至發佈戰時狀態令。

究竟是數字可靠，還是政府行政命令可靠，外人只好發揮高度的想像力去理解了。

如湖北以外全面向好，光一個湖北，集全國之力，以中共舉國體制去對付，大概長遠可以不那麼悲觀，就不知道武漢人要付出多大代價了。但如湖北以外並不那麼樂觀，政府又強行推動復工，復工後造成的交叉感染將造成不可想像的惡果，到那時，就看十四億中國人要付多大代價了。

早前有內地專家說：武漢在爆發期，湖北在初發期，外省在潛伏期。武漢疫癥初期，有五百萬武漢人散入全國各地，依疫癥發展的時序來看，專家判斷倒是接近現實的。外省在潛伏期，預示了惡劣形勢陸續有來，也證明北京的戰時狀態令不是胡亂作出的。

是什麼樣嚴重的形勢，使官方作出戰時狀態令？就是說，疫癥已經不可能靠正常的社會管理去對付了，要用暴力去對付。實際上，各地早就使用暴力在抗疫，暴力封戶、封樓、封小區，暴力查禁未戴口罩者，暴力捉拿病患，總之暴力早就盛行。現在頒令進入戰時狀態，也即是說，政府的任何行動都不再受法律規限，也不再考慮道德倫理人性，只要他們自以為是在抗疫，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早前廣東人大緊急立法，規定政府可以隨時徵用民間私人物資，這種嚴苛的政策，即使戰時也未必如此。也即是說，政府頒了戰時狀態令，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而百姓只好逆來順受。

近日又有傳說，政府鑑於抗疫形勢嚴峻，即將實行某種程度的斷網。自疫癥發生，網上各種消息流傳，這些消息很多事後都被證明是真消息，但這些消息又把政府的不作為、欺上瞞下、胡作非為都暴露出來。民間怨氣通過網絡集結，直指政府的倒行逆施，動搖中共的統治地位。繼武漢之後，廣州也有市民通過網絡約定，同一時間熄燈開窗，向室外高叫狂吼，以表達內心不滿情緒。種種跡象顯示，大陸民間不滿情緒正在集結，因此之故，調動解放軍入城，宣佈戰時狀態令，都其來有自，而以疫癥形勢嚴峻為藉口，實行局部封網，是達到嚴控社會輿論的手段之一，也是對社會動亂的防微杜漸。

中國人在網上狂歡，為祖國加油，自嗨「厲害了我的國」，這種美妙的日子一去而不復返了。

當下疫癥當頭，人人自危，身家性命尚且有憂，更別提集體抗爭了，因此，在中共社會嚴控的形勢下，近期不太可能發生社會動亂。不同地區的本位主義盛行，地方自保，喪失全局觀念，中央政令難行，也只是未來造成地方割據的先兆而已。

從政府行為與民間情緒來判斷，真正的亂局會在疫癥消解後，經濟大走下坡，全國物資緊缺，失業嚴重，物價上升後才會發生，到那時公眾行動自由，心底積鬱都發洩出來，那才是最凶險的時候。目前疫癥流行，人人自顧不暇，但民間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對習近平「定於一尊」的質疑，對社會體制的反省，都在潛移默化之中，並因疫癥的失控而逐步深入民心，為日後的大規模社會抗爭運動作準備。

中共的大麻煩不是疫癥，是疫癥失控會喚醒大量中國人。人只有身家性命危在旦夕時，才會產生個人禍福無所依憑的巨痛，這種巨痛才會啟發他們去思考社會制度的根本問題，而到那時，民間廣泛的覺醒，才能推動社會變革。

香港人要守望相助，一直支撐下去，支撐到大陸巨變來臨，那時香港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相呼應，才是我們共同的煲底。到那時，林鄭根本不是什麼問題，黑警也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只是，我們要什麼樣的香港，中國人要什麼樣的中國。（文章授權轉載自香港中文大學facebook顏純鈎作者專頁）

※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