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上報》之「大家論壇」發表了一篇署名魏尚進的文章《武漢肺炎視角：中國GDP第一季恐下滑百分之一，全年僅減百分之零點一》。文章的基本觀點是：「我最樂觀的估計是該病毒只會產生有限的負面經濟影響。它對二零二零年中國GDP成長率的影響可能很小，可能僅減少百分之零點一。對世界GDP成長的影響則更小了。」作者的身份很顯赫：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在崇拜學歷和資歷的華人文化圈，擁有這種身份的作者，只要一開口，即便是胡說八道，也會被奉為至理名言，乃至字字是真理、句句是真理。

胡說八道被奉為至理名言

然而，我卻從中讀出中共大外宣的味道來，讀出歐威爾所說的「陰溝中的氣味」來。從楊振寧開始，此種遊走於中美之間、「兩邊通吃」的高等華人就屢見不鮮，甚至白人也趨炎附勢地加入進來——哈佛大學頂級學者、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被聯邦調查局逮捕，震驚學術界。利伯被控暗中協助中國竊取美國技術，並對美國政府和哈佛大學校方隱瞞參與中國「千人計畫」，領取中國數百萬美元津貼。與之相比，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沒有掌握什麼科技機密，在中國眼中沒有那麼高的利用價值，卻也可以搖動筆桿子幫中共洗地。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魏尚進這位在美國名校任教的學者，若是在西方學術刊物發表文章，必須遵循學術規範，有數據、有論證；但在公共媒體上幫中共說話時，他們卻可以脫離常識和常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儘管魏氏之文章看上去不值一駁，我仍要撰文反駁，以免其誤導讀者、貽害無窮。

與魏氏的「樂觀」評估相反，對於此次疫情影響中國經濟的更具權威性的預測是：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二零二零年中國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將下降至百分之三點八，全年增速下跌至百分之五點四。接受《華爾街日報》調查的十位西方頂級經濟學家，將中國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預期下調一個多百分點，至百分之四點九的中值。萬神殿宏觀經濟（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經濟學家比米什(Freya Beamish)在接受CNBC採訪時說，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就已相當弱了，實際年經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三點八。根據其模型，在疫情衝擊下，預計二零二零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會低於百分之二。這位經濟學家說，疫情對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會「令人震驚」。這些評估跟魏尚進大不相同。若這些評估成為事實，那麼習近平的中國夢真就被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擊得粉碎。

魏尚進的「樂觀」結論（比共產黨自己還要樂觀）有三個論據支持，但這三個論據都站不住腳。

網購可以拯救中國消費嗎？

首先，魏文承認，其預測是基於二零零三年SARS危機的經歷——中國GDP成長在該年第二季大幅下跌，但隨後被之後兩季的較高成長所彌補。魏氏由此認為，與當年SARS爆發相比，中國已進入網路商務時代，消費者越來越多習慣在網路上購物，因疫情導致的線下銷售下跌可被線上購物的成長所抵消。短期的負面影響很可能只是集中在餐飲，飯店和航空公司之間。

這種比較方式是典型的時空錯亂的「張飛打岳飛」、「關公戰秦瓊」。跟十七年前相比，如今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總量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用十七年前的數據和情境來預測今天的狀況，無異於刻舟求劍、緣木求魚。

中國人的網路消費總量固然名列世界第一，但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網路消費所能彌補的部分十分有限。目前若干國家已對中國斷航、斷郵（雙向），而且由於中國各地封城、封省，國內的快遞能力僅有春節前的四成左右。除了少數消費，如訂餐、衛生用品、孩子學習用品等的銷量大大增加外，其他大部分消費包括網路消費都急速下降。而且，像電影、餐飲、旅遊、交通等領域，是不能通過網路消費完成的，網絡消費也不可能取而代之。

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流傳著一篇無名作者撰寫的題為《武漢肺炎對經濟影響有多大？》的文章，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比較視角。有時候，無名作者比偽菁英更能一針見血、對症下藥。作者認為：第一，本次疫情嚴重程度會超過SARS。第二，本次疫情爆發在春運之前，並且是在春運結束之前就進入全面防控。這意味著春節過後，各地方人群無法按期返回工廠、企業上班。第三，當前中國第三產業已超過第二產業、變成主導產業。本次疫情對第三產業的毀滅性打擊，會直觀表現在GDP上。可以預期，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將出現驟降——仿佛是一個狙擊手，精准瞄準中國的心臟，將傷害最大化。中國的經濟在二零一九年已進入下行週期，保守估計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增速會從百分之六降低到百分之三。

這位作者繼而指出，此次疫情對電影市場、旅遊市場、消費市場都將造成沉重打擊。以電影市場而論，二零一九年春節期間，中國電影票房為五十九億元，占全年票房百分之九。此前，一些機構預計二零二零年春節票房可達七十億元，占全年票房百分之十。隨著賀歲電影撤檔，這七十億票房肯定打水漂了。並且，只要疫情一天不結束，電影市場就沒法恢復。預計二零二零年電影市場的整體損失，將超過一百億元。

以旅遊市場而論，二零一九年春節假期，全國旅遊接待總人數四點一五億人次，同比增長百分之七點六，實現旅遊收入五千一百三十九億元，同比增長百分之八點二。若二零二零年同比增長，這差不多是五千五百五十億元的市場規模。現在，這也化為烏有。全國旅遊行業從業者將直接損失全年三分之一的收入。

以消費零售市場而論，在嚴格管控制下，所有人只能待在家裡，不能出門。消費欲望限制到最低。即便以SARS的標準僅下降百分之五計算，二零二零年一季度，社會零售總額的經濟損失差不多為五千億元。也就是說，僅僅電影、旅遊和零售市場，疫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一萬億元。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中國的GDP總額為二十一點三四萬億，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如果按照百分之六的預期增長率，GDP的總額應增長為二十二點六二萬億，增長幅度為一點二八萬億。因為本次疫情，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的GDP直接損失一萬億的話，相比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就會出現零增長。這會直接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動機驟然間失速。發動機驟然間失速，可能引發心臟休克。因此，這次疫情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拖累世界經濟。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除了人員死亡造成的悲劇以外，病毒帶來的最即時的影響大部分是在經濟方面。擔任過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的哈斯在文章中寫道：「當代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表現。中國民眾願意接受對他們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換取一個能夠改善生活水準的製度。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放緩，這意味著一個不怎麼理想的狀況正在迅速惡化。」換言之，經濟問題將引爆政治問題，習近平的「中國夢」將像肥皂泡一樣破滅。

中國政府處理疫情比當年更高效嗎？

其次，魏尚進認為，所有報導都指出武漢冠狀病毒的致死性不如SARS（儘管初期傳播速度可能更快）。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從控制消息散播轉向控制病毒傳播的速度要比SARS時期更加迅速」。他認為，透過積極採取措施將實際和潛在患者與其他人群隔離，當局得以更快控制住病毒傳染。這反過來增加本年度其他時間經濟活動抵消本季經濟產出損失的可能性。

這個看法與疫情在全中國急劇擴散的事實截然相反。讚同魏教授的觀點的，大概只有世衛組織總幹事、千夫所指的譚博士。實際上，中共並未從當年的SARS事件中汲取任何一點經驗教訓，當局的反應並不比當年更迅速——迅速的部分是打壓疫情預報和言論自由，而不是展開防疫工作。他們確實採取了果斷行動——不是針對病毒，而是針對那些試圖引起人們注意這個公共衛生威脅的檢舉人。勉強算是「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中共當局並未在言論自由方面有絲毫鬆動。數十名發佈真相的公民乃至醫生陸續被員警抓捕。習近平在湖北和武漢任命的新的地方官員全是作為「維穩專業戶」的習家鷹犬，而非有處理公共衛生問題經驗的專家。

與胡錦濤政權相比，習近平政權更加專橫、獨斷和笨拙。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裴敏欣指出：「這次的反應實際上與上次的差不多。地方官員在爆發初期的關鍵階段淡化了疫情。媒體被壓制。公眾被蒙在鼓裡。結果，寶貴的時間被浪費了。」當然，地方官員之所以淡化疫情，乃是對中央察言觀色之後採取的對策——用一百多年前隱瞞直隸鼠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話來說，皇帝已經夠忙的了，為什麼要讓皇帝煩心呢？

中共的效率是有選擇性的。評論人張潔平在《極權中國，防疫為何失靈？病毒肆虐背後，中共的謊言與失能》一文中，以武漢肺炎疫區流傳的一個笑話開頭：如果時光倒流一個月，你帶著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夠回去拉響警報、拯救世界嗎？答案是不能，你只會成為第九個被懲處的「造謠者」。這就是中國比小說還要荒誕的現實。

中共最擔心的不是病毒，而是蔣彥永、李文亮那樣的說真話的公民，而扼殺真話的結果卻要由全國民眾乃至全世界民眾來承擔。張潔平指出，武漢封城之前五十四天，預警機制層層失靈，病毒最終失控爆發。而瘟疫封城之後至今，疫區之內，醫療資源迅速透支，各方補給卻無法送達，一刀切的政策之下，內部管理極為混亂，行政效率低下，各級官僚還忙著推諉責任。「中國模式」一向被認為有優勢的地方，如舉國體制、集權效率、國家實力等好像都在失靈。一次公共衛生事件，就將外表光鮮的中國打回原形。

中央反應遲緩，是因為中樞已經「腦死亡」，除了拼死捍衛權力之外，在其他事情上都如此無能。《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嚴厲批評說，疫情蔓延，讓世界為中國的獨裁統治付出代價。疫情在早期被掩蓋的一個原因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系統性地摧毀了新聞、社群媒體、非政府組織、法律業者以及其他可能問責的人和機構。這些機構在中國本來就不是很強大，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政府偶爾會表現出對它們的容忍。習近平卻採取趕盡殺絕的手段，將一切定於一尊。

這就導致了習近平治下日益威權的中國在應對冠狀病毒爆發上笨手笨腳。紀思道指出，習近平一錯再錯的根本原因是：獨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決定，因為他們得不到準確的信息：你壓制獨立的聲音時，你只會從周圍的人那裡得到奉承和好消息。

而哈斯使用的形容詞是「癱瘓」。他說：「這種癱瘓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結果，它導致省級官員在沒有中央領導首肯的情況下無法或不願行使權力。習近平的標誌性反腐敗運動，可以說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許多情況下用黨的忠誠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術專家。」

疫情有助於中國對美國履行增加進口的承諾嗎？

 魏尚進的第三個論據是，不管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在一月十五日與美國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時是否意識到武漢病毒的嚴重性，「這簽約時機也確實是非常幸運」。他認為：「透過大幅增加從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口罩和醫療用品的進口，中國可以在應對健康危機的同時，履行其根據協定增加進口的承諾。」

魏氏所說的「幸運」，其實是習近平人為造成的災難的「前奏曲」。習近平為了集中精力跟美國達成貿易協定，在國際上營造他個人權力穩固、中國經濟面相看好的氣勢，有意打壓疫情氾濫的信號，由此錯過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這場公共數十年來最大的公共衛生危機，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

魏氏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增加口罩和醫療用品的進口來履行中美貿易協定，此一論據缺乏經濟學家的「數字常識」。武漢疫情爆發，中國各地缺乏醫療資源，確實需要加大自美國及其他國家進口藥品和醫療器材。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罕見地向歐盟發出呼籲，希望幫助協調中國購買大量的醫療用品。中國國務院於二月一日發布新聞稿，宣佈對美國進口的醫療物資一律不加徵關稅，且已徵關稅也將全數退還。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知會海關總署，指出將按照「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進口物資免稅政策」，只要美國進口的物資是屬於支持疫情防範，就不實施為反制美國所加徵的關稅，且已加徵的關稅也會退回。看來，中國的醫療物資已經到了彈盡糧絕、山窮水盡的地步，否則不會做出此種自欺欺人的舉動。

那麼，美國出口到的藥品及醫療用品究竟有多少呢？作為經濟學家的魏教授為何不查一下具體的數字呢？二零一九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藥品和醫療器材總額不足八十五億美元（根據美國統計局的官方數據，二零一九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Medicinal equipment為4,144,257,000美元；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為 4,356,765,000美元）。即便二零二零年中國增加一倍的進口量，也不過一百七十億美元。在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規定的中國需要購買的兩千億美元美國產品和服務中，這還不到十分之一，就如同用芝麻去填補井蓋那麼大的窟窿，填得滿嗎？一個經濟學教授居然鬧此種低級笑話，讓人感歎還是聖經說得好——你的利益在哪裡，你的心就在哪裡。只要能幫共產黨說話，任何事實、數據和學術規範都可以置之不理了。

中國的醫療物資已經到了彈盡糧絕、山窮水盡的地步。（湯森路透） 

與魏教授的看法相反，隨著中國各地工廠和商店關閉以及政府官員專注於遏制病毒傳播，經濟界普遍認為，北京將難以滿足此前跟川普總統承諾的種種條件，尤其是大量購買美國產品。《紐約時報》報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瑪麗·E·洛夫裡(Mary E. Lovely)說：「這可能會有麻煩，特別是對於製造商而言。」她舉出一個例子：航班停飛和旅遊業務減少將對中國的航空公司造成壓力，這可能會減少他們今年新購美國飛機的數量。所以，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即使面臨致命的災難，中國無法履行承諾，仍可能會在美國引起一些反對，使兩國回到在簽署貿易協定之前的艱難關係。」

魏尚進的三個論據全都落空了，他的結論自然就是空中樓閣。習近平當然不會鞠躬下臺，正如哈斯所說，這次的疫情最終會出現什麼情況目前還不確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個病毒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我沒有如此樂觀）——即使沒有的話，它也應該改變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包括外界對中國的思考方式（這是必然的，熊貓崇拜由此終結了）。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