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頒發完，由於53屆金馬中台灣電影在各獎項幾乎慘遭屠殺，本來這是個反思台灣電影的好機會，不過更多的是對金馬獎本身的批判，雖說金馬獎的定位與評判或許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但多數的疑問似乎僅僅流於：「為什麼都是中國大陸得獎？」、「為什麼金馬獎要花台灣錢頒獎給中國大陸」、「這樣金馬獎與金雞百花獎有什麼區別？」、「奧斯卡也是美國本土包辦啊」等等。

首先討論這類問題前，有個挺有趣味的地方，這類的質疑大部分都是「太監式質疑」，因為通常這類討論不可能有「然後」，畢竟通常會提出這樣問題的族群，就我個人的觀察——他們壓根沒看過這些電影，不要說壓根沒看過電影，他們可能一年能進電影院看好多部好萊塢電影，看的華語電影卻大概用十根手指都可以算得出來，這種有趣的地方大概就是像一群根本不太愛吃牛肉麵的人（甚至不吃牛肉麵的人），突然聽到中國牛肉麵得獎，個個都突然成為牛肉麵專家，拿出各種奇思妙想的類比，來證明台灣牛肉麵才該得獎，我們應該辦一個只有台灣牛肉麵得獎的獎項。

所以這篇，我盡量做一件雖然可笑但必須的事情，就是討論電影獎項，但克制不講電影，因為這些人其實根本不看電影，而只在乎獎項。

我覺得這類問題的一個關鍵是搞不清楚：辦電影獎項要幹什麼？

很多台灣觀眾不知道為什麼對於奧斯卡長期有種幻覺，覺得奧斯卡才是電影人的巔峰，可能受到李安的影響，但事實上套句阿城的話：「奧斯卡只是美國人的家宴，而外語獎則是給客人的禮節」。

於是乎我們暫且姑且不論，奧斯卡與歐洲三大獎（威尼斯、坎城、柏林）的比拼，孰優孰劣，我們只討論「奧斯卡模式」是台灣需要的嗎？

如果我們要說「奧斯卡也都是美國電影包辦啊」所以論證「台灣的金馬獎為什麼不行辦一個自爽的獎？」，恐怕有個本末倒置的關係，與其說奧斯卡有某種天然權威性，不如說是好萊塢電影工業本身的強大，所以電影工業高產能的體質導致奧斯卡本身有一定的公信力，反過來看台灣電影工業能跟好萊塢類比嗎？我們不說孱弱，也算是還有努力空間吧。

所以美國奧斯卡之所以可以只面向美國電影，容我用武俠小說打個比方：「武林中最強盛的少林派就算辦個只有少林弟子可以參加的比賽，都是武林盛事，這是因為少林人才濟濟，不是因為『辦自爽的比賽』；不過不起眼的點蒼派如果辦一個只有點蒼弟子能參與的比賽….抱歉根本沒人鳥你，而且未免夜郎自大了一點？，還有你真的有這麼多弟子能出來打？」

因此我們可以反過來看電影的發展史中看到另一種電影獎項的路徑，就是歐洲電影節模式，幾乎歐洲電影節的獎項都是為了抗衡美國好萊塢的「霸權」，所求的就是避免電影形式走向單一，因此我們看到歐洲三大電影節的獎項往往更加寬闊和包容，台灣的侯孝賢能拿到威尼斯的金獅獎、楊德昌能拿下坎城最佳導演，中國第六代導演張藝謀與陳凱歌也都拿過大獎。

因此比起「奧斯卡」，真正推進電影型態多元、促進各國電影發展的反而是歐洲電影節更多一點，世界各地從法國新浪潮電影後開始一波波的電影發展，爾後的德國新電影乃至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伊朗的電影新浪潮，逐漸的新興國家要使本土電影受到世界認可似乎都有了一個三步驟的基本模式：(1)本地電影新浪潮出現、(2)被歐洲電影節命名、(3)該國電影成為美國大學電影系的必修課。

那麼也許我們要問，那關金馬獎屁事？為什麼我們就要花錢讓別人得獎？

我想這可能就是眼界的差異，要說補助本土電影發展，說真的這不需要透過金馬獎，直接政府花預算補助就可以了（甚至台北電影節不是已經專門鼓勵台灣電影了？），但是從歐洲電影節的「命名作用」來看，其實一個有雅量、有公信力、有權威性的金馬獎，能夠影響的卻是——「判斷標準」，一個在競技類的獎項中識別華語地區什麼是「好電影」與「爛電影」的判斷標準，我們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讓台灣握有華語電影的話語權，而握有這份話語權的台灣會這些遠比我們這一年拿了幾個獎來說重要的多，因為淺意識中正以一種台灣電影的「審美趣味」去衡量規範整體華語電影。

相反的，若我們看到昔日被並稱為華語電影三大獎的：金雞百花獎、香港金像獎，都顯得難以比肩，甚至聲望和說服力都每況愈下：金雞百花獎在9月份鬧出影帝用文替的笑話、4月份的香港金像獎因為提名作品參差不齊甚至被稱為最尷尬的一屆金像獎——所以。即便與本屆金馬獎相比，我們除了空洞的國族情緒所指責的「為什麼中國大陸電影得獎比較多？」之外，真的難聽到對金馬獎這次真正專業性上的爭議。

今年的中國大陸電影入圍中無論是我個人由衷喜歡的《不成問題的問題》，亦或是拿下最佳影片《八月》，他們在中國大陸電影市場中不要說入圍大獎，可悲到根本連院線都排不上，因為中國大陸電影市場正在以一種被資本奴役的方式發展，套句北京大學戴錦華老師對中國電影的觀察：「資本的邏輯支配著人們的基本行為，藝術院線注定離我們越來越遠了」，而若我們暫且擱置國族情緒，就能發現這種獨立製作對抗大資本、大製作的現象，並不是只有兩岸，而是全球性的，金馬獎若能趁此機會成就另一種反抗資本霸權的聲音不是一種可貴的態度嗎？、而金馬獎有雅量對這兩部電影給予肯定，不正是本身的獨具慧眼嗎？

進一步說，電影是意識形態工具，電影藝術所乘載的是社會所關切的話題，甚至是這個社會的病徵，這一點我想不需要我們特別說明，正如學者讓-路易‧鮑德里在其著名的《基本電影機器的意識型態效果》論文中，曾經論述過的：「意識型態的效果已然內在於電影攝放機器之中，因為電影攝放機的物理、光學結構決定了它必然要在銀幕中重新建構一個文藝復興式的空間——一個中心透視的空間。在這一文藝復興式的空間中，人先在地被結構在視覺中心點，先在地重構了視覺與眼睛的中心位置」。

當若台灣擁有一對判斷電影優劣的眼睛，而話語權的延伸必然是能夠以文化的力量去倡導某種價值，就能讓華語電影傳達出一種對世界的別樣觀察，無論是本屆被提到的緬甸戰爭、同性戀議題、台灣電影審查機制等，那些弱勢的、脆弱的、矛盾的、岌岌可危的卻又值得我們關注的角落，或許觀眾就能因為透過這一對眼睛而看到。

一種不辦自嗨的家宴，一種有雅量接納別人擊敗自己的電影獎項，不是為了別人，只是為了自己的眼睛。

※全文授權轉載自René Wei個人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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