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持續發燒擴大，尤其在中國國內更達超過6萬人確診、逾千人不治，其國內人民的恐懼程度非一般外界所能想像。而連日來，各界媒體及輿論不斷傳出有關新冠病毒肺炎是從武漢國家P4病毒實驗室，或是工作人員疏忽而使得病毒外洩，中國政府更斥責此種說法為「想法瘋狂」的造謠。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於2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中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要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儘快推動「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

習近平這樣的說法，確實已經引發各國政府及社會各界的猜測與恐慌。而曾起草美國《生物武器反恐怖主義法》的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教授博伊爾（Francis Boyle）表示，「習近平的談話代表他意識到嚴重性，可能危及政治地位」。

事實上，長久以來，中共在面對各項危機時的處理模式，一向秉持六個步驟：「及時否認、輿論壓制、人員撤換、政策(法律)修訂、潛在武力壓制、國際協議或條約的修訂或請求國際援助」，並且交相運用，中共如此一貫的處理模式，可說是萬變不離其宗。一個早前的例子，即是2008年中國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從事件的曝光，中國衛生部的調查無果、消息的封鎖與壓制、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冀純堂撤職、免去吳顯國河北省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職務等有關作為，在在顯示中共的危機處理就是以「壓制」Hold全局！

在此次的新冠病毒肺炎事件，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的報導，中國在去(2019)年10月時，首次將「生物安全法草案」送到最高立法機關審議，若依照中共的六步驟模式，在其內部恐已經過了「及時否認」、「輿論壓制」的過程。若再從網路上公開資訊所顯示的中國P#實驗室的資訊，則約莫可得知中國目前有一個P4實驗室(武漢)，是借鑒於法國里昂P4實驗室的成功經驗和實驗設備的設計師所共同承建；而P3實驗室則約有20個，例如：復旦大學醫學院、雲南省疾控中心、福建省農業科學院、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昆明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安徽疾控中心、吉林疾控中心、浙江大學P3實驗室、深圳疾控中心、中科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浙江省疾控中心….等實驗室。同時，若依網路公開資訊，中國武漢P4實驗室是於2017年才正式投入運行，則中國近20個的P3實驗室勢必比P4投入運行的時間不知早了多少，但中國卻遲至2019年10月才第一次將相關的法案提送到最高的立法機關，換言之，以中國這個「人治」的國家來看，一個病毒被任意移轉、帶出，且又無法可管的情況下，就如同吃飯一樣簡單！

如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竟然公開說出「儘快推動『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這樣的話語，除了淺層的意涵顯示其政治地位遭撼動之外，其處理步驟仍在中共危機控管的模式當中，而在此時所提出的「生物安全法」更加顯示其肺炎疫情確實已經超出原先所設想的可控範圍，中共必須為之後疫情的失控與難以估計的損害止血，並且為之後世界各國政府的問責儘力轉移政治責任。而僅允許特定國家，如俄羅斯防疫人員進入中國的協助，極力在其國內製造世界各國遺棄中國的輿論氛圍，製造政府各項作為及輿論的正當性，利用民意為自我的責任開脫。這樣的中國，還能不令人膽戰心驚？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