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依然嚴峻，湖北官場同樣風聲鶴唳。2月13日，被輿論抨擊為耽誤疫情處置的罪魁禍首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突遭免職，分別由上海市長應勇、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取而代之。

此番陣前易帥，表面是透過向地方究責，懲處指揮失當的省市首腦，減輕社會震盪，實際卻是藉人事任免推卸中央決策拖沓的責任，換上份屬政法系統(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公安、國安機關)出身的人員接替，令國家主席習近平更能掌控湖北抗疫及維穩狀況，尤其身為之江新軍的應勇，隱含「代天巡狩」的特殊地位。

亟欲挽救經濟頹勢，盡早安排不同省市解禁復工、國際取消旅遊警示，中共甚至精心安排世衛專家團蒞臨考察，換取「武漢封城有效阻止疫情蔓延全球」的評價，為社區軍管及集中營式隔離等防疫政策背書。即便如此，焦急的中央政府，還是在解封過程中出了錯。

地方通告「朝令午改」

2月24日早上，武漢市頒布第17號通告，准許滯留當地且符合條件的外省市人員分批有序地離城，惟必須向有關部門申請及檢查體溫；同日下午，疫情防控指揮部卻發出第18號通告，宣布撤回武漢半解封決定，並明言該公告由交通防控組自作主張發表，「未經指揮部研究和主要領導同意」。疑似官媒背景的微信公眾號「陶然筆記」，則稱通告是由一名副市長直接簽發。

有中國專家分析，這場突兀的政治荒誕劇，源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未盡領會上意，湊巧新官上任，部屬無法上行下效所致。但真相是否如此？

根據官方解釋，「17號通告」乃從屬的交通防控組繞過上級擅自所為。假設內部確實沒有討論，那麼指揮部決策調度紊亂不堪，主事官員也得承擔監督失職之責。

但細閱通告，落款者正是指揮部，消息更得到中央電視臺(CCTV)等官媒廣泛報道。一個小小的交通防控組或副市長，沒有經過上級多重審核，甚至大膽挪用指揮部名義發出告示，在熟諳中國國情的人看來，大概是匪夷所思罷？

比較合理的推測，「17號通告」也許已經指揮部某些(或全部)領導討論及同意，並得到中央首肯，卻因突生變故緊急作廢。原因既無法宣之於口，惟有讓倒霉的交通組權充代罪羔羊。

這是否意味地方防疫核心與中央政府之間意見並不統一？答案是否定的。

就在上述通告發表的3天前，比鄰武漢的荊州市率先推出「荊易行」，試行網上申請及批准讓當地及外來人員離開城市，現時已有約10名香港人迂迴申請從湖北抵達深圳。其目的明白不過：為湖北轄下縣市解除封城令試水溫，自然包括武漢在內。

值得注意的是，「17號通告」當中允許出城的人員包括「城市運行、生產生活」，明確指示逐步恢復交通物流以維持民生供應及城市運作，完全符合中央訂定「有序復工復產」的主調，亦為解決貨未暢其流導致工廠企業可能爭相倒閉的當務之急。

「差異化防控」玄機

問題在於，個別省市為防疫逐漸產生各自為政的傾向，顯例如2月中江蘇五市罕有發表聯合公告，保障結盟市之間交通暢通無阻，隱然有「東南互保」之勢。

究其因由，中央傾舉國之力試圖抑制武漢疫情，寧枉毋縱地隔離疑似病患於臨時築起的醫院及方艙，抽調大量醫護人員、醫療物資甚至出動軍醫投身前線，確診數字仍然節節上升，危及其他省市安全。疫情經春運效應陷入徹底失控，人心惶惶的群眾及前線幹部為求自保，遂實施路障封村阻擋跨境返鄉潮。

武漢肺炎防治不力，變相的資源剝削，令缺乏中央支援的地方政府不滿頻生，以致發生諸如雲南大理藉「緊急徵用」之名，搶截其他地方政府口罩的荒唐之舉。

非常時期，北京難以如常號令民眾。無奈之下，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祭出「差異化防控策略」，暗示地方政府可因應縣市特殊情況，分區及分級別制訂防疫政策及準則，形同權力下放。結果全國各地產生抗疫競爭心態，自主管理方式一如雨後春筍，小區封閉式治理有之，戰時管理有之，毫無成例章法可言。

就在「17號通告」面世的同一天，李克強主持的抗疫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再度強調「差異化策略」，可見地方政府各師各法，反過來令中央政策受其牽制。

「人民戰爭」使人困惑

習近平將這場抗疫視作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任用輿情導向及維穩為主的抗疫小組，憑藉精神號召動員全國上下「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如當年的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毛澤東，在國難當前發起政治運動樹立個人威望。

可惜這次他遇上棘手難題：中央政府起初隱匿疫情、延誤處置的態度，加上1月23日無預警下倉猝封鎖武漢城引致舉國恐慌，徵用各方資源救濟無效(Perceive as Ineffective)，均激起負責日常事務的地方黨政科層官員有意無意地抵制，反而加深社會衝突，損害領袖魅力，甚至削弱威權政府的正當性(Legitimacy)。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月初的記者會透露，中國自1月3日起多番向美方通報疫情，加上武漢市長周先旺透露12月已通報中央及其後的決策經過，《求是》雜誌更刊出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明言1月7日已就防疫工作提出要求，可見中南海早就掌握相關詳情。

然而為了維持農曆新年氣氛，中央斷然採取先壓制輿論發布、後低調處理的手段，直至禍起蕭牆迫不得已下令封城，旋即又對各地政府紛紛效法的「過度的防疫措施」，打亂節假後復工部署、損害經濟大局而心生反悔。

權力結構一旦失衡

如是者，中國現況應驗韋伯(Max Weber)的理論：魅力型權威與官僚體系之間既互相依存、又彼此矛盾的複雜關係。地方各級的黨政科層，即使有黨國貪污腐敗的制度缺失，大體上仍需有明確的規範和程序，維持運作暢順；遠在北京的中央亦無直接指揮國民的大能，故此社會糾紛要經由地方官員居中調停。

當湖北、武漢領導謹遵中央命令，無力挽回疫情四溢的厄運，換來竟是動輒得咎，黨中央鐵腕究責之餘乘機任用私人。習近平躲在抗疫小組幕後專斷獨行地「指導防控」，地方部屬無所適從；資源分配不公帶來民情怨忿，輿論機器未能導引矛頭指向省市官員。危急存亡之際，為求自保保民的黨政領導明裏暗地反制中央，打破兩者長期共生的平衡。

中央視抗疫為戰爭，偏偏在地方執行上被多頭馬車牽著走，試問如何指揮作戰？

回到「17號通告」的出爾反爾，既然習派人馬全然掌管關鍵疫區的政情，豈容如此重大的差錯意外？事實上，武漢半解封對其他省市帶有指標作用 ──連最嚴重的疫區都能撤禁出入，祇有兩種潛在可能：

一、刺激地方政府爭相解除封鎖，將恢復城市正常運作視作政績競賽，化解民間因緊急措施積壓的不滿情緒。

二、中央明知疫情未有減弱，漠視病毒傳播不惜飲鴆止渴，執意冒險開城復甦經濟活動。

雖然官方帳面的確診病例漸呈放緩之勢，各省疫情迄今也不過為數千百。不過領導對治下實情心裏有數，大概想像得到湖北虛實。「17號通告」頒布當天，國家衛健委更宣布與湖北疫情數據同步發布，連經過粉飾的數字也由中央統一維穩，省市幹部基於地方保護主義，對草菅人命的中央政令自然抵死不從 — 誰會想轄地淪為下一個武漢，揹負千古罵名呢？

為免地方進一步離心離德，武漢解封就在含糊曖昧的解釋下，無疾而終。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