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仁悲口述：

隊長李榮河　出身政治犯家庭

雄中自衛隊的隊長李榮河是高雄旗後人，出身於「資深」的政治犯家庭，所以他對政治的敏感度比我們強，即便如此，他最終還是被列入黑名單。

李榮河的家族原本從事醬油生產及販售事業。日治後期，日本特別高等警察(亦即秘密警察、特務，簡稱特高)為了打擊思想犯，濫捕士紳及知識分子以羅織罪名，他的父親就因為「東港事件」受牽連被捕，歷劫歸來後，長期被嚴格監控。

我跟李榮河同年，都是1928年出生，也都是棒球隊的隊員，感情很要好，他為人豪爽，加上喜歡運動，體格極好，經常行俠仗義，日治時代，每回遇到台籍學生受日籍同學欺侮或爆發衝突時，他都會挺身而出，是大家眼中的英雄人物，很早就成為雄中的學生領袖。

初中三年級那年暑假，我和李榮河、劉建昌三人曾經一起到屏東山豬門，也就是現在的三地門遊玩，李榮河用相機拍了不少軍用飛機的照片，沖洗後放在家裡，由於他家長期被監控，有一天突然就有幾個日本警察衝到他家裡搜查，發現了這些照片，便要求高雄中學將李榮河退學，他只好轉學到台南長榮中學，在那裏認識了陳田錨。我和劉建昌則因查無實證而倖免，雖然偵訊後飭回，但那個星期每天都要到警局報到。戰後，李榮河就和陳田錨一起轉學回到高雄一中，成為我們的同學。

李榮河轉回高雄一中之後，市府發來公文，要求學校學生推舉學生自治會會長，本來同學都推選他，但他警覺這是從中國大陸引進的體制，不知底細，不能隨便加入，便推薦國語說得很好，曾代表學校參加全省國語演講比賽，自稱由中國轉學過來的方振淵為學生自治會會長。

當時學生自治會屬於形式上的學生代表團體，雄中學生還是延續日治時期的學長制，同學仍舊以李榮河為首，我為副，兩人經常一起推動校園裡的學生事務，這也是為何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我們兩人會組織雄中自衛隊，又被推舉為正、副隊長的原因。

我們高二這一班都是由日治時代五年一貫的初中生延續過來的，同學們感情都很好，還組了個棒球隊，投手李榮河，捕手盧盛源，我是外野手，其他還有林芳仁、劉建昌、吳麗澤等人，因為經常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贏得大獎，早已培養濃厚的革命情感。

雄中自衛隊短短成軍五天，都是李榮河和我在做決策及工作分配，在攻打火車站潰敗之後解散，軍隊開始對我們進行大搜捕，李榮河逃到台南避難，我逃到旗山，一個多月無法聯繫，之後復學，主要成員都被學校及特務嚴密監控，我們就不敢像以前那麼密切往來了，這對他造成極大影響，高三那年他低調度過，成績也不如以往。

從雄中畢業之後，我們一起到台北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第一天考完，從試場出來，他就很沮喪的說他考不好，還說:「讀什麼中國書，不要考了。」等等，他要求我和林芳仁跟他一起回高雄，三人從此斷了大學之路。

李榮河回到高雄之後先到國小當老師，後來跳槽到華南銀行上班，因為華南銀行有棒球隊，他可以繼續打棒球，就這樣做到退休。他結婚後生了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在高雄，一個女兒也跟他一樣在銀行工作，兒女的發展都很不錯，但因為列入黑名單，他一輩子不跟外省人做朋友，也不涉入政治活動，甚至解嚴之前我們也不敢有太密切的往來。雖然沒被抓去關，但他被白色恐怖的陰影壟罩了一輩子，已於七年前過世。

副隊長陳仁悲　醫師夢碎

我於1928年出生於澎湖，父親在吉貝開貨船，他有兄弟五人，我的大伯本來當會計，後來和小叔到屏東火車站前經營一家旅社，他的旅社高四層樓，是當時屏東最高樓，我八歲那年到屏東讀書，就住在大伯家，母親也來旅社幫忙。

公學校畢業之後，我考上「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戰後更名「台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二二八之後，為了要稀釋「雄中自衛隊」學生的團結意識，便將一中、二中合併為高雄中學。

念初中那時還是日治時代，每次我看到日本人欺負台灣人就很生氣，所以日本戰敗後，台灣回歸中國讓我和同學們都很期待，和全校老師、同學一起到左營軍港迎接國民黨軍隊，還做了一首歡迎歌。但是當我們看到衣衫襤褸的國民黨士兵上岸，穿著草鞋，綁腿，擔著鍋子，戴著斗笠、拿大雨傘，一股熱情馬上被澆熄，非常驚訝且失望，這樣的軍隊怎麼可能打贏整齊威武的日本軍呢？當時我更擔心的是，這些人會怎樣來管我們台灣人？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美國人把日本打敗的。

這些國民黨軍隊最讓人痛很的是軍紀敗壞，還很兇狠，經常欺負台灣人，打人、搶東西經常發生，但他們的膽子卻很小，很怕日本鬼，所以不敢住進日本營區。

當時日本人已陸續遣返回母國，高雄市區出現很多空房子，這些國民黨軍隊就霸占住了進去，也不管房子有沒有主人，最誇張的是，有個區公所裡頭的職員全部被趕走，換外省人來工作，還鬧了很多笑話，例如電燈隨便插就以為會亮，水龍頭隨便插在牆壁裡就以為水會來。

那個時候我升高一，日本老師走了，外省老師來，我們開始學國語，但外省老師南腔北調根本聽不懂，搞得同學們很反感，不想學中文，但校長林景元交代我們學長班要好好輔導學弟們，不要惹事。

果不出所料，一年半後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那年我才19歲，當時年少不知死活，才會那麼勇敢的出來組自衛隊，我帶隊攻打火車站的時候根本沒想到自己的死活，就一個想法，一定要把憲兵趕出火車站，恢復高雄的交通。

自衛隊各自解散回家之後，被軍警人員搜查得很厲害，我很低調的在旗山躲了一個多月，後來堂哥陳仁和通知我復學，回到學校上課就不敢出鋒頭了。隔年畢業上台北考大學，我第一天考得很好，但李榮河不想再考了，當時我覺得既然被列入黑名單，如果到台北念書，孤單一人很危險，乾脆不要念好了。就這樣，三個人一起回高雄，我還被堂哥李仁和念了一頓，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後悔啦，因為我的成績很好，在班上都是第一、第二名，日治時代很想爭取保送到東北建國大學，也很想念醫學系，以後可以當醫師，從此夢碎。

畢業之後，我聽從林芳仁父親的建議，雄中自衛隊的夥伴們盡量不要在一起，所以我和李榮河就漸漸疏遠，偶而才聯絡，倒是我跟班長楊冠傑比較常來往，他也有參加自衛隊，但不是領導人，加上他爸爸是高雄市長，可能是這些因素，所以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左圖：前方為顏父顏壁，後方左起為鹽埕內科醫師李冰心之子李明星和顏再策、顏再添兄弟。（顏清和提供）右圖：林景元校長（取自雄中校史室）

回到高雄後，我先在建築合作社的銀行部工作，經林芳仁的同事介紹認識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做出納的黃月桂，剛好她是雄中自衛隊的隊員潘牧民的親戚，我想她應該知道我做過的事，雖然我不曾跟她提過，交往兩三年之後，我們在1954年結婚，隔年大女兒就出生了。我們總共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培養到大學畢業，有很好的工作，大女兒念淡江大學，兒子念中興大學，我的二女兒念台大考古系，現在是台大教授，小女兒中山醫學院護理系畢業，現在是嘉義基督教醫院的護理師。能把小孩培養好，也算彌補我沒念大學的遺憾。

結婚後經友人介紹，我到高雄港口報關行工作了20年，直到大女兒考大學時，為了孩子的教育舉家搬到台北，那時，雄中的學弟李景明開一家鋼鐵廠，找我去做外銷日本的業務工作，擔任經理一職，本來公司營運得不錯，後來經營不善裁員，要求我離職，當時有位姓孫的朋友做水果生意，又有以前雄中的日本同學要求我做台灣水果的出口代理，我就做起外銷水果的生意了，直到60歲退休。後來李景明的經濟情況好轉，還特地拿了一筆錢來跟我道歉，算是遣散費。

1989年退休後我隨小女兒住到恆春基督教醫院的宿舍，1998又在那裏買房子，總共在恆春住了23年，和太太經常在醫院當義工。

後來感冒打針，護士卻給我打流感疫苗，病況更嚴重，院長還嚇了一大跳，住院五天好像從鬼門關走了一圈，本來二女兒要接我到台大宿舍同住，台北常下雨，我不想去，三個女兒就在2012年花了六百萬買了現在嘉義這棟房子，目前我的小女兒和我同住，她在嘉義基督教醫院當護理師。

二二八之後，社會氛圍很肅殺，我凡事低調，不參與政治活動，也不跟外省人來往，直到大女兒交了一個外省男友，論及婚嫁的時候，我太太很反對，我想說，外省人有好也有壞，就到男方家對面偷看，剛好看到他爸爸站在門口，遇到不認識的人經過也會點頭，我就覺得這個人很不錯，才答應兩人婚事。

多年來「雄中自衛隊」一直是我心中不能說的祕密，甚至不敢對老婆說起，一直到解嚴之後，我才對小女兒輕描淡寫的說我是副隊長，當年是楊冠傑叫我趴下，才沒被子彈打到，解嚴後我跟楊冠傑提起這件事，他卻說他沒有叫我趴下。

楊冠傑是基督徒，我小女兒也是基督徒，她聽了我這段經歷就說:「可能是上帝叫你趴下的。」因為這樣，我在六十歲那年受洗，成為基督徒。

最近幾年才有學者、記者來訪，慢慢的，我才敢把以前的事說出來，但除了跟我小女兒說一點點之外，我至今沒對家人說。

還有一件事可以提一下。去年高雄市議員蕭永達與扶輪社共同主辦「英雄返校--雄中自衛隊出巡」活動，蕭議員除了邀請我參加，也請來當年的學生自治會會長方振淵，他兩人在活動前光臨寒舍，聊起當年事，方振淵才說，他其實是戰後從嘉義農林學校轉學到高雄一中的轉學生，並非從中國來的外省學生。我這才知道他是嘉義人，但沒再細究，我想他當年可能是怕被外省人欺負才說自己從中國回來吧。 註更多方振淵後來考上台大經濟系，1954年在學時，因涉入莊水清匪諜案，關了7年10個月才出獄。由此事件回顧李榮河當年拒絕擔任自治會會長的判斷是對的，後來白色恐怖許多學生案件都與校園裡的學生自治會有關。

2012年左陳仁悲（左）和林芳仁（右）。（陳仁悲提供）

班長楊冠傑救了我一命

楊冠傑年紀比我小一歲，1929出生於高雄鹽埕埔，他的父親楊金虎醫師是戰後高雄第一任市長，在鹽埕區開了一家醫院。楊冠傑天資聰穎，成績很好，每次都考第一名，所以日本同學不會欺負他，況且他長得很高大、氣質斯文，個性溫和平順，這類型的人很受敬重。日治時代念雄中的台灣籍學生必須經過嚴格甄選，他這種就是最先被挑出來的，因為他成績好，家世背景也很好。

他擔任班長很稱職，是老師及學生之間很好的溝通協調者，「雄中自衛隊」成軍那一個禮拜，他都在學校幫忙維持秩序，攻打火車站的時候也跟著我一起去，我二二八沒被子彈打到，就是因為他在我後面大叫一聲:「隊長趕快趴下!」

雄中自衛隊解散撤退當天，他也幫忙指揮大家跨越校園西側的圍牆，走到三塊厝的巷子裡，然後各自回家。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解嚴之後我才敢跟他提起當年救我的事，但他說:「哪有! 我哪有救你」因為他是基督徒，我女兒才會說，可能是上帝叫我趴下，我後來受洗，就是因為他是基督徒，還救了我一命。

雄中畢業後，他考上台大醫學院，後來回到高雄繼承父親楊金虎的醫院，我住在高雄期間，最常往來的同學就是他，因為他沒有被列入黑名單，我比較放心跟他在一起，而且他為人老實不計較，常邀我到他家玩。

1950年代他就移民美國了，兩個兒子繼承衣缽，也都是醫師，大女兒進入聞名皮娜波里斯海軍官校就讀，小女兒普林斯頓大學，後來成了電視新聞記者。每個子女都很出色，不過他也已於數年前過世了。

林芳仁的父親說我已被列入黑名單

林芳仁比我小兩歲，出生於1930年，家世背景也很好，是高雄二中初中部(今前金國中)的校長林守盤的兒子，也是棒球隊成員，我跟他也很麻吉，經常一起玩，他人長得十分秀氣，參與雄中自衛隊的時候才17歲，還是很勇敢的跟我一起去攻打火車站。

他的成績也很好，自衛隊解散之後，雖然沒有列入黑名單，但他很恐懼，聽說在家裡躲避軍隊挨家挨戶搜查時，也躲在榻榻米床底下，後來家人安排他到台南避風頭，好像有跟李榮河在一起，因為他們住得很近。

我被堂哥陳仁和通知復學時，馬上跟林芳仁、李榮河聯絡，當時參與自衛隊的學生家長都很擔心孩子回校後會被秋後算帳，所以都把孩子藏起來，我和李榮河是躲藏最久的，延誤了一個多月，林芳仁只早我幾天而已。

有一天，我和林芳仁、李榮河約在高雄市政府前面的空地討論回學校的事，過沒幾天，林芳仁的父親林守盤對他說:「有人跟我說，你們前幾天在市府前面集會，討論復學的事。」

林守盤還警告說:「李榮河、陳仁悲已經被列入黑名單了，如果你們要在一起，不要約在外面，到家裡來，免得被人看到。」

這件事讓我們非常害怕，為什麼會有人知道呢？原來，高雄二中初中部的教務主任就是國民黨派去監視校園的特務，也就是俗稱的人二室料北阿，那人好心跟林守盤說了這件事，並警告林校長不要讓兒子跟黑名單的人在一起。

我和李榮河這才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單，這件事對我們兩人造成極大的影響，本來我們倆是非常外向活潑、見義勇為的，從那以後，如同消了氣的皮球，龜縮起來了，什麼事也無法激起我們的熱情，甚至擔心到北部念大學會被抓，孤立無援，這也是為何我們放棄念大學的原因，甚至此後各奔東西，甚少往來。

林芳仁後來在旗津的第一信用合作社工作，升到經理、董事，一直很低調的工作直到退休，他的兩個孩子也發展的很不錯，都在台北工作。

他是個很含蓄的人，2012年扶輪社要表揚「雄中自衛隊」的時候，第一年他有出來，但他覺得自己不是領導人，不好意思被表揚，所以第二次他就不來了。前陣子我打電話到高雄他家卻沒人接，沒辦法再連絡上了。

優秀學長顏再策命殞火車站前

陳仁悲口述：

三月三日我們準備出發攻打火車站前，顏再添、顏再策兩兄弟剛好來學校說要加入自衛隊，因為是學長，就讓他倆跟我一起去攻打火車站，兩兄弟跟在我後面編入第三路。

顏再添是哥哥1927年生，弟弟顏再策1926年生，兩人同一年入學，我初中三年級，顏氏兄弟五年級，當時我並不認識這兩位功課極好的學長。

到了火車站之後，第一路、第二路攻擊失敗，引來憲兵以機關槍對我們掃射，我身先士卒，顏再策、顏再添趴在我右後方，沒想到子彈從我臉龐飛過，有的打中售票亭的水泥基座，揚起煙灰和水泥碎片，有一顆打中顏再策的腹部，他對我說:「隊長!我中彈了!」我想找人拉車來把他運回學校，但是槍林彈雨掃射了很久，根本沒辦法移動。到了下午，父兄會會長陳啟清趕來和憲兵隊談和時，顏再策已經流血過多，傍晚送回學校就發現他過世了。我們都很難過，但那時亂哄哄一片，他後來是怎麼被家人送回家的，我也不知道。

顏清和口述 :（顏再策侄子，牙醫師）：

顏再策是我的叔叔，他的死，在我們家是禁忌，不能談，一直到2017年3月4日，高雄西區扶輪社舉辦「英雄返校、雄中自衛隊出巡活動」，透過新聞報導我才知道他和我的父親顏再添都參加過二二八雄中自衛隊，我父親過世的早，生前從來不曾講過二二八的事，連我母親都不知道他有參與。去年高雄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的時候，我特別陪我母親去找陳仁悲先生，想從他那裏問一些當年發生的事。

我的父祖輩是澎湖西嶼人，叔叔顏再策和我父親差一歲，兩人一起入學，念澎湖西嶼池東國小，二年級的時候搬家到高雄鹽埕埔、大公路一帶，轉學到第三公學校，也就是今天的三民國小，分在不同班級，兩兄弟成績都很好，我父親當班長，叔叔是隔壁班的副班長，後來一起考上「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畢業之後我的父親考上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植物系，戰後因家境貧寒，無力負擔學生，只好輟學回到高雄到小學任教。

父親會輟學的另一原因是叔叔在高雄一中畢業後，考上日本扶植的滿州國所成立的建國大學，這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和叔叔一起考上的只有台南姓蔡、新竹姓邱共三名學生。 註更多根據中研院史研所研究員許雪姬的研究，最頂尖優秀的學生才有機會保送到建國大學，能畢業得更少，有紀錄的只有三名台籍學生畢業。

當時是戰時，建國大學派了同是台灣人的學長來接三個新生，先到奉天，在到新京(長春)，好不容易抵達學校，發現校地非常遼闊，有飛機場、牧場，叔叔有心臟病，無法適應天寒地凍的生活，不久便返回台灣休養，戰後建國大學廢校，他又考上北京大學，但因舊疾復發，直接轉學到1946年才成立的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台北師大)英語系就讀。兄弟倆都在台北念書，家中經濟負荷不了，只好回高雄。我的父親顏再添到鹽埕國小或中州國小教書，叔叔給一位代書做翻譯，同時兼家教，教一個婦產科醫師的小孩學英文。

二二八發生當時，全家都不知道我的父親和叔叔跑到哪裡去，我們一直到去年跟陳仁悲先生聊過之後，才知道兩兄弟瞞著家裡人加入雄中自衛隊，叔叔在火車站中槍之後，我父親就不知跑到哪裡躲起來了，隔天有人通知家裡，我的母親及阿嬤分別趕到學校，叔叔的遺體已經被人用擔架抬到高雄中學圍牆邊了，但沒有人知道是怎麼死的。幾天之後，就有人到家裡來找我的父親，當時他還是不知去向。

我的母親顏陳秋霞是父親和叔叔在第三公學校同一屆同學，畢業之後在鋁罐廠上班，後來我的阿嬤請我的母親到她開的裁縫店工作，才跟兩兄弟比較熟。母親原來跟叔叔比較要好，是男女朋友，叔叔過世之後沒多久，我的父親回家了，阿嬤就到母親家裡提親，讓她嫁給我的父親。

父親後來在大同國小教書，1968年，我國小四年級那個暑假他發生車禍過世，生前從來不曾講過228及叔叔的事，一直到2017年問了陳仁悲先生之後，才恍然大悟，家裡的人才敢討論當年發生的事。

扶輪社兩度頒發表揚狀給陳仁悲，以表揚他當年帶領雄中自衛隊的英勇事蹟。（林瑞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