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台灣和中國開始了史上首度的定期航班往來，來自中國的觀光客大舉湧入台灣。聽說他們一到台北市就到處跟路名標示牌合影。

台北市民覺得莫名其妙，仔細端詳過道路標識後才意會到：上面寫的盡是中國各地地名。長春路、廣州街、重慶路、青島路、天津街……中國觀光客一找到和自己居住城市相同的道路標識便立刻拍照留念。

東西橫貫台北市中心的道路名叫南京路。因為一九四五年日本從台北撤退，中華民國接收時候的首都就設在南京。其證據就是台北沒有北京路，倒是有北平路。當首都設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為了避諱使用代表首都的「京」字而改稱為北平。

一八九五年起長達半世紀的日治時代，台灣各地曾有許多日式地名。台北有本町、京町、大和町、幸町、旭町、錦町等的一丁目、二丁目、三丁目，也有明治町、大正町、昭和町，甚至根據歷代總督姓氏命名的樺山町、乃木町、明石町、佐久間町、兒玉町等地名。

當時有正式名稱的道路不多，經過本町的道路就叫做本町通，經過大和町的叫做大和町通。攝政時代的昭和天皇訪台之際，為了參拜祭祀接收台灣時過世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台灣神社，特別將行經之敕使道路取名為御成街道則屬例外。另外任職總督府的官員和家屬們居住的高級住宅區大正町則仿效京都，將道路由南向北依序冠上一條通到九條通的街名，至今仍有叫二條通的咖啡館位於東西向小巷裡，在老舊日式木屋在開店營業。

另一方面，接收台灣的中國一向有命名街道的習慣。戰爭剛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立刻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方法」，下達去除日本時代地名的命令，尤其是根據日本人姓氏命名和有關宣揚日本國威的地名。當時台北的六十二個「○○町」全被廢止。同時清朝時代的舊街道名在相隔半世紀後重新復活。原來，大多數的台灣人在半個世紀的日治時代裡仍沿用著舊街道名的。

一九四七年政府又發出公告，要根據中國地名重新命名台北市內的道路。

具體而言，將台北市大致分為四個區塊，東北區塊以中國東北省分的地名、西北區塊以中國西北省分的地名、西南區塊以中國西南省分的地名、東南區塊以中國東南省分的地名命名。於是長春路在台北的東北部、重慶路在西北部、昆明街在西南部、廣州街在東南部，直到今天地名依舊。

名字烙下出生地台灣的外省人作家龍應台在其暢銷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提到關於一九四七年的地名命名，乃是「當時從中國來台任職於行政長官公署的建築家鄭定邦參考上海租界內的地名一一決定的」。順帶一提的是，和龍應台一樣名字中有「台」字的人大概都是台灣出生的外省人第二代，收購夏普的鴻海精密前董事長郭台銘就是一例。

台北的街道名除了中國地名外還有幾個命名原則。

例如根據中華民國國父孫文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來的民族路、民權路和民生路。

還有從孫文闡釋民族主義所揭櫫之八德，兩兩配對而成的忠孝路、仁愛路、信義路和和平路。

其他還有慶祝戰勝和祈念復興的新生路、中華路、愛國路、光復路和建國路。

另外有根據孫文的名字而命名的中山路、根據其號的逸仙路。根據國民黨政府要人姓名的林森路，根據同盟國美國總統之名的羅斯福路，曾經還有以麥克阿瑟將軍為名的麥帥路。

台灣其他都市的主要街道通常是根據孫文之名為中山路，第二大的街道則是根據蔣介石之名為中正路。然而台北市卻沒有中正路，據街談巷聞從前有過中正東路和中正西路，只是隨著經濟發展街道逐漸延長，中正西路七段之後必須增長到八段了。問題是中正西路聽起來跟「中正死路」諧音，「八段」容易聽成中文罵人的「王八蛋」。獨裁時代萬一被誤會有侮辱偉大領袖之嫌就性命不保，所以將中正路改為至今依然沿用的八德路。

*本文摘自《我們與台灣的距離：寫給美麗之島的七封情書​》，大田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新井一二三 (Arai Hifumi)

生於東京｡明治大學理工學院教授｡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留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朝日新聞記者､亞洲週刊（香港）特派員後，晉身為中文專欄作家｡

日文作品著有：《中国語はおもしろい》（講談社現代新書）､《中国中毒》（三修社）､《中国・台湾・香港映画のなかの日本》（明治大學出版會，以林一二三之名義）。

中文作品：《心井‧新井》《櫻花寓言》《再見平成時代》《臺灣為何教我哭？》《獨立，從一個人旅行開始》《媽媽其實是皇后的毒蘋果》等二十八部作品〈皆由大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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