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與台灣的民主如同難兄難弟

韓國跟台灣的民主發展歷程如同「難兄難弟」，經歷多起相似的案例，甚至時間也極巧合，例如二戰後一起脫離日本殖民政府，由盟軍託管，1947年台灣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發生二二八大屠殺事件，南韓則在美軍政治理之下發生濟州四三大屠殺。1979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五個月之後的1980年5月韓國發生光州事件。1987年6月南韓有六月抗爭，台灣則在當年7月15日脫離戒嚴，從此解嚴。

在這些政治事件中，濟州四三事件跟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不論發生當時的社會背景跟執政當局的鎮壓手法都頗為類似，近年也各自進行轉型正義的工程，而韓國對真相追求的執著，則頗為值得台灣借鏡。

政局轉換形成社會主義的溫床

二戰後，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美軍佔領朝鮮半島北緯38度以南領土，成立了美軍政廳，以北則由蘇聯軍隊佔領，成立蘇聯民政廳，直到三年後才於1948年後分別獨立為南韓的「大韓民國」，與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美軍政時期的南韓，執政當局是駐韓美軍司令，相當於總督，控制南韓軍政一切事務。當時的濟州島，雖有日軍從濟州島撤退，但有六萬名旅日的濟州島民返鄉，和當時戰後的台灣類似，人口急遽增加、生活必需品短缺、農作歉收，又有霍亂傳染病流行，加上統治者從日本殖民轉換成美軍，人民尚未適應政局的轉換，加上惡劣的社會環境交雜在一起，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形成社會主義的溫床，許多人因此加入南朝鮮勞動黨。

警民衝突釀成濟州四三事件

當時韓國追求獨立已然多年，1947年3月1日濟州島民在一個國小舉行集會以慶祝獨立運動28周年，之後上街遊行，有一騎馬警察因欺負一個遊行的小孩，使其受傷，而激起群眾憤怒，民眾因此集結抗議，結果馬匹受到驚嚇，那位騎警開槍示眾，造成六死、八傷，這個「三一節開火事件」更加引爆群眾對警察的不滿，成為隔年「濟州四三事件」的導火線。

這個事件跟同樣發生在1947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及成因十分類似，二二八事件起於2月27日專賣局查緝販賣私菸的林江邁，因執法不當造成民眾一死一傷，事件瞬間延伸到全台灣，最後國民政府出動軍隊鎮壓造成極大傷亡。同樣都是悲劇的導火線，台灣只比韓國的濟州早兩天。

回到韓國，當時濟州島是南朝鮮勞動黨的大本營，也就是共產黨，在駐韓美軍司令的反共政策之下，軍政廳派員強力長期鎮壓。當時美軍政廳下設有內務部、警政部等機構，駐韓美軍下達的命令，由內務部長李承晚、警政部長趙炳玉執行，進行大逮捕。濟州島人紛紛逃到漢拏山躲藏，終究引爆了隔年的「濟州四三事件」。

1948年4月3日，躲在漢拏山的濟州島民下山武裝抗暴，攻擊警察局、派出所。當時美軍派出大量軍警以及「西北青年團」鎮壓，「西北青年團」的成員是從北韓逃下來的難民，極端反共，他們只要發現任何一個濟州島民的家庭有一個勞動黨成員，即全家滅口，當時許多勞動黨員逃往北朝鮮，結果不被信任，最後都遭到整肅。

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正式成立，李承晚上任總統，展開極權統治，於濟州島設置警備司令部，並宣布濟州戒嚴令，隔年1月便在北村里展開大屠殺，當時北村是個擁有1500人的村落，村民大多被認為是勞動黨員，結果一天之內被屠殺了600人，不論老少，手段非常殘忍，接下來的七年七個月，就像台灣二二八清鄉及白色恐怖期間一樣，韓國當局屠殺了大約三萬名濟州島人，集體掩埋，多不知姓名。

罹難多大多不知姓名

近年經過「濟州四三基金會」調查，可以查得出死者姓名的僅有1450多名，均列在濟州和平公園的紀念碑中，每年4月3日舉行紀念儀式，就會有很多家屬到名字下面獻花並跪下祭拜。韓國政府43事件國家真相調查委員會實際登記有案的受害者人數為14500多人，目前仍在增加當中。罹難人數之所以不斷增加，行蹤不明的人之所以數量龐大，是因為當時從本土派來很多討伐隊，抓了很多濟州島民，被逮捕之後用船舶送到本土監獄去關押，那段期間剛好遇到韓戰，韓國政府未免這些人成為戰爭的包袱，就集體槍決，所以在濟州島四三事件的無名塚區旁邊有一個名為「望鄉」的三人雕像，就是為了紀念當時那些被捕的島民通過「永不回頭門」之後上船，就再也回不了家鄉了，成了行蹤不明的人。

玄基榮以小說《順伊三寸》揭開歷史真相

在濟州四三事件的平反運動開啟之前，跟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不可說的秘密。最早公開此事件的是作家玄基榮，他生於1941年，濟州島濟州市人，乃著名的作家，他於1978年以小說集《順伊三寸》描述濟州四三事件，馬上被朴正熙獨裁政權查禁，玄基榮還被逮捕關押了半年，慘遭刑求，想當然，這本書就無法在韓國發行了，卻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引起旅日濟州僑民的重視，而在日本文學界與學術界引發共鳴，直到1987年南韓民主化之後，《順伊三寸》才能在韓國重新出版，重見天日。如果不是他這本小說，世人恐怕永遠不會知道濟州島曾經發生過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而1987年，正是台灣二二八事件40週年，也是平反運動開啟的這一年。

濟州四三事件的罹難者家屬於1995年成立「濟州四三基金會」，展開民間的調查行動以及平反運動。台灣則於1995年開始可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規定，讓受難者家屬申請補償金。這是很讓濟州四三受難者家屬羨慕的事，因為南韓政府迄今沒有對受難者及家屬以金錢補償，但有一些醫療等福利的優惠。

21世紀韓國官方才開啟平反政策

官方的「濟州四三」平反運動總是在民間壓力下才可能落實，韓國於2000年才由金大中頒布「濟州四三特別法」，並於隔年一月實行，之後民眾才比較敢於公開談論這個事件，在此之前，因有李承晚政府時期頒布的《國家保安法》，禁止親共、親北朝鮮的行為，人民因此噤聲。

2003年10月15日韓國官方調查小組發表「濟州43真相調查報告書」，同年10月31日盧武鉉於到濟州島首度以總統的身分向受難者家屬道歉，整場歡聲雷動，2008年11月政府撥款成立和平財團，相當於台灣的基金會，也設立了「濟州四・三和平紀念館」，之後朴槿惠於2014年指定為國家紀念日，只紀念不放假，每年舉辦四三紀念活動時，鄰近學校都會參與，都孩子從小認識事件真相。

濟州島上還有幾條道路被命名為「四三路」，每一條都可以通向某一個四三不義遺址，例如當年居民聚集躲藏的洞窟、無名塚等等。

不過韓國對犧牲者的定義還爭議不休，例如武裝對抗軍警的南朝鮮勞動黨黨員就不被認定為犧牲者。

對於預算的撥用亦然，2007到2009韓國政府撥了一筆預算，把濟州機場的跑道挖開，挖出當年罹難者的遺骸，找來歷史學家考證，並做DNA鑑定，以確定身分，但2009年李明博保守政權執政，加上朴槿惠執政共九年，便刪掉這筆預算，因而停擺多年，直到文在寅上任之後才恢復預算。

要求釐清美國的責任

和台灣很不同的是，2018年為濟州四三事件70週年，濟州各界向美國國會與政府陳情，要求為43大屠殺負責，正式道歉與賠償，因為他們認為若非盟軍東京總部(GHQ)麥克阿瑟將軍的默許或指令，不可能會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屠殺事件。

反觀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當時，蔣介石可能派兵來台是否經過盟軍東京總部(GHQ)麥克阿瑟將軍的默許或指令？韓國的民間團體追求真相的作法與發展值得台灣密切注意。

濟州四三挖掘現場。（朱立熙提供）

韓國制定特別法　永遠追訴責任者

韓國對於落實轉型正義的有力方法之一，就是制訂特別法，以1980發生的光州事件為例，1995年12月在金泳三執政時，就制定兩項特別法，一個是「五一八相關事件特別法」亦即「光州事件」特別法，第二個是「破壞憲政秩序之公訴時效特別法」，這兩個特別法「永遠可以追訴」，制定之後，兩位政變的領導人，前總統全斗煥與盧泰愚就被以「叛亂」(政變)和「內亂」(光州屠殺)逮捕並判處重刑。

即使如此，平反行動還是現在進行式，包括其他將領的相關責任歸屬均一一釐清並經過司法判決，同時要求美國進一步公開有關光州事件的機密檔案，這些都仍在進行當中。

雖然濟州四三事件於2001年1月12日由金大中政府制定「濟州43特別法」並沒有把「永遠可以追訴」列入條文，但2018年濟州四三事件70週年時，濟州各界仍向美國國會與韓國政府陳情，要求為濟州四三大屠殺負責，以及正式道歉與賠償。去年六月甚至到美國開座談會，訴諸國際世界。

也就是說，縱使沒有將「永遠可以追訴」列入條文，但仍以調查真相為先的處理原則，要求追究當時駐韓美軍司令及獨立後的總統李承晚的責任，以還原歷史真相。

追求真相的決心與做法可供台灣參考

韓國的轉型正義，雖然不像德國那樣將事件細節、責任歸屬分層追究得非常仔細，但韓國對責任歸屬的追究做法，亦得以提供台灣正在進行的轉型正義做為參考及借鏡，因為只有釐清加害人的責任歸屬，才有正義可言。

韓國沒有台灣複雜的族群問題

台灣的二二八平反運動雖然比韓國濟州四三事件要早，在追求轉型正義的路途上卻更為坎坷，這和台灣複雜的族群背景有關，使得國民黨這個加害者長期傲慢不知反省而進行族群操弄。反觀韓國，族群單一，更能形成共識來向加害者追討該有的正義，這是兩國之間極大的不同，也可以說是韓國幸運之處。

追求轉型正義必須先清算歷史，但過去「清算」一詞被中共以鬥爭、迫害汙名化，使得這項工作在台灣遭遇許多困難，其實「清算」在於「還原歷史真相」，不如將這個詞彙改為更讓人們理解的詞彙，方有利於歷史真相的重現。

不論如何，還原歷史真相以及轉型正義，都有賴於全民的動員及抗爭，以韓國光州事件為例，就是在激起全民的憤怒與聲援之下得以實現。二二八事件回復歷史真相，也同樣需要經過這樣的歷程，這不僅全民需要努力，國民黨也必須認知到這一點，並且承認錯誤，釐清這是前人的決策，才有可能揮別前人的罪過，和台灣一起走向族群和諧、建立共識、和解共生的路上。

朱立熙為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攝影：林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