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4日開始「拒砍七天假」的絕食者們已經堂堂邁入第26天的絕食行動，同時，行政院主計處公布2015年臺灣GDP分配面的數據，當中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至43.97％，為歷年第三低。而根據主計處資料，該比率在1989～1995年皆在50％以上，1997年正式告別50%，此後逐年下滑，2005年降至45.42％，而受僱人員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卻由1995年的70％上升到今天約略79％。這意味著受雇者越來越來越多，但受雇者能分配到的份額卻越來愈少。同時，盈餘比重與固定資本消耗比重卻逐年增加，前者在1989年約30%，但是到2001年後已經站上35%，後者在1997年站上10%，到2015年則成長到15.5%。

受雇人員薪資比重下降與企業盈餘比重上升說明勞資之間的關係，在資本主義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就是一場圍繞在利潤分配上的競爭，當前工會運動抗議七天假被砍的意涵就在於此，增加勞動時間不僅不能保障勞動條件中屬於工資的部分也能夠相應的上揚，但直接的影響是每年的工時增加了，休息時間絕對的減少了，前任勞動部長陳雄文於今年3月說這7天假讓企業增加630億元成本，等於證實全國勞工至少損失630億元收入，而資方大賺人事成本，勞資之間在財富上擴大的差距就是這麼來的。

其實，躲在勞資關係背後的，還有更多結構性因素作祟。企業＋產業工會組織率低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根據勞動部的統計，「企業及產業勞工工會組織率」在1989年為30.6%，到2000年降低到20.9%，而在2011-2015年之間在7%上下。姑且不論該數據的真實性，隨著1990年代的產業外移，台灣的產/企業工會數越來越少是不爭的事實，產/企業工會組織率低就直接影響勞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議價能力。再者，牽涉到的是世代正義的問題。隨著1980年代在歐美各國蜂起的金融自由化，戰後嬰兒潮世代所形成龐大的養老基金找到了投資全世界的機會，包括債券、股票、房地產、基金等投資工具在內，其最終的目的在於透過經理人的手從各種投資工具中獲取最大的收益，因此，對投資經理人而言，就更敏感於企業的獲利狀況，企業的利潤也相當程度地成為養老基金投資股票的收益，而這一代的青年勞工，勞苦終日下的勞動果實就以利潤的形式分配到本土與國際金融資本的懷抱。

最後，固定資本消耗比重逐年增加顯示的是企業營運的大力運用機器取代人力，台資企業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鴻海近年來加速布局機器人生產，富士康已經有許多家工廠只用機器人生產，中國昆山地區的富士康工廠因為大量引進機器人，生產線上的工人已從11萬降低至5萬。廠商投資在固定資本投資上的加碼進一步使勞動力快速地貶值，而在未來「工業4.0」下配合人工智能在各領域的發展，受僱人員報酬佔GDP的份額可能只會更低。

臺灣GDP分配面中所顯示的勞資與世代經濟利益之間分配關係的失衡，若再加上人工智能化的機器人（軟體）搶工作的前景，當前臺灣的青年勞工面對應該是台灣400年來最嚴峻的處境。馬與蔡兩屆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策略是希望透過自由化、西進或南向政策打開台灣經貿的活路，然而，這都與以上提到的造成受僱人員報酬比率降低的因素幾乎毫無干係，因此，受僱人員報酬佔GDP比率下降只能是一項難以面對的真相，每年歲末之際聊備一格的「新聞」罷了。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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