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誤讀與愛國動員

月前，中國驅逐WSJ三名駐京記者，因其刊登的一篇名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專欄，文章被中國當局和網民指摘為種族歧視、辱華。被驅逐的三名記者曾報導過齊明澳洲洗錢與新疆再教育營等事件。

評論標題的「亞洲病夫」一詞，在中國社群媒體上引發不滿，微博「華爾街日報辱華」超級話題閱讀量已經超過1200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兩次在記者會上批評該文「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WSJ辱華了嗎

縱覽全文，作者米德是以目前的肺炎疫情為引，分析中國的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危機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他認為中國雖然有經濟實力，金融環境卻十分脆弱，肺炎疫情可能是改變中國乃至全球政經環境的黑天鵝。目前武漢肺炎病毒已散布全球，中國經濟一但崩潰，後果亦會遍及全球，包括各地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供應鏈崩潰。文章邏輯嚴謹，切中肯綮，也符合WSJ的風格，文章內容本身並無半分辱華意味。

文體上，該文不是代表報館立場的「社論」（Editorial），而是反映專欄作者個人觀點的「評論」，且WSJ新聞部與評論部相互獨立，新聞采訪和評論版面互不影響。中國社群網路上的討伐聲浪並未仔細區分二者，誤認為是WSJ編輯部別有用心地用文字羞辱疫情中的中國。

最具爭議的是標題的措辭，有網民聯想到電影《精武門》中日本人在霍元甲喪禮送贈「東亞病夫」牌匾的情節，事實上，sick man of…是英文慣用的一種表述，形容一國衰頹的狀態，這一表述首先由俄國沙皇創造用以指代衰落的鄂圖曼土耳其(sick man of Europe)，有西方觀察者目睹晚清改革乏力，內部問題重重，因而大清/中國也被類似地稱為sick man of Asia或sick man of East Asia。進入21世紀，這一表述多次見諸報端，被用在更多的國家上，比如2005年，美國學者Nicholas Eberstadt撰文稱俄國為Russia: the sick man of Europe；2009年，Foreign Policy刊登的文章也以The Sick Man of Asia為題描述陷於政經困局的日本；2019年，金融時報評論員Martin Wolf也用sick man of Europe形容英國；就連中國學者黃嚴忠也曾在2011年在Foreign Affairs上撰文The Sick Man of Asia：China's Health Crisis，評論中國的公共衛生危機之嚴峻。

對於慣用表達「過敏」，一定程度上，原因之一也是東亞病夫一詞涵義及其流變相對複雜特殊，學者楊瑞松在《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一書中有詳盡而準確的闡述。「東亞病夫」其實是一種「想像的恥辱」，清末民初國人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所做的自我污名化。

「東亞病夫」的用語經過晚清知識分子（嚴復、梁啟超、康有為等）鼓吹改革的轉化，意義從政府轉移至身體，成為國人身體的病態象徵，當時旨在以此鼓動國人放足斷髮，禁吸鴉片，講究生育之法，後來逐漸積澱、強化為近代以來屈辱的象徵和召喚民族自強的符號，在體育教育、生活規訓、公共衛生等面向上成為激發民族自強的反例。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東亞病夫」成為所謂國恥和民族之恥的象徵，是「他者」的無情惡意嘲諷，這種意識深植於近代國人的集體認同裡。

1972年的香港電影《精武門》中，李小龍飾演的陳真以剛猛的體態、淩厲的身手摧毀「東亞病夫」的匾額，這部影視作品的走紅，的虛構橋段倒是以直觀的方式從心理上洗刷了從國人身體衍生出的集體恥辱。

1972年香港電影《精武門》海報。（維基百科）

歷經晚清知識分子的轉化和香港影視作品的再創作，「東亞病夫」逐漸被「華人」單方面視作「外侮」的標志，而WSJ的這篇專欄的標題恰好猜到雷區，由此構成風波的心理和文化上的誘因。

辱華的羅網

表面上看，病夫風波是中國讀者單憑字面意思對文章標題會錯意的誤讀現象，即基於民族主義歷史情緒和新冠病毒疫情現實的對接，誤認為病夫的慣用表達是對國族的侮辱與嘲諷。

進一步考察不難發現，病夫標題引發的網路討伐，不僅有對慣用表達的誤讀，更有只看標題不看正文，不區分社論與評論文體差別的資訊偏差，以及最重要的，對「外侮」性質簡單定勢的強調。這並非單純依靠科普能夠消弭的，解釋sickmanof用語本意及流變的微信公眾號文章在短時間內被刪除，一如去年和前年有外企將中港台並列引發爭議，也有人好心或者客觀的普及ISO 3166標準，即便是這種不站隊的科普文章也被迅速刪除，從側面反映出形形色色的辱華風波並非單純是基於語言文化差異的偶然事件，而是民族主義符號操弄的常規動作。

近年來辱華風波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日德蘭郵報》諷刺漫畫是辱華，D&G上海宣傳片用筷子吃披薩是辱華，Burberry面如死灰賀年廣告照是辱華，漫威《上气》中傅滿洲的角色是辱華，周子瑜舉青天白日旗是辱華，《還願》裡的符咒也是辱華……辱華的紅線越來越多，幾乎到了動輒得咎的地步。

回顧歷次的辱華風波，幾乎都有媒體放大並強化辱華的線索，網民雲集響應，厲聲討伐外國勢力這幾個階段，不少網民裹挾其中，輿論風暴中，他（她）們甚至都不知道所涉事件的事實和基本脈絡如何（去年很多網民群情激憤反對港人反送中，卻連五大訴求是什麼都不知道），辱華風波明顯帶有群眾運動的痕跡和路數。

這種辱華-雪恥的符號操弄是四條線索交織的產物，分別是對西方媒體的偏見；轉換焦點的政治操作；歷史教育和網路愛國動員。

首先，2008年至今，防火墻長城先後對於絕大多數西方媒體的網站加以封鎖，中國網民難以核實中國媒體對西方媒體報導的引述，即便跨越防火墻，包括WSJ在內的很多媒體也設立了付費墻，中國網民直接閱覽西方媒體原文有一定障礙。

在西藏三·一四事件、新疆七·五事件、昆明火車站事件、香港反修例運動和新疆再教育營等「敏感事件」中，以《環球時報》為首的媒體猛烈抨擊西方媒體對華偏頗報導，常見的措辭有「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對華進行負面報導」、「無視中國在脫貧和保護人權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資訊管道閉塞的中國，這些抨擊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網民對西方媒體的偏見，一旦西方媒體對中國重大事件的報導、評論與他（她）們被灌輸的既有觀念相左，就會被歸因於「西方媒體對華抱有偏見」。

其次，中國宣傳部門操弄基於民族主義的辱華議題，製造強弱不等的衝突，也可起到轉移視線、緩解內部矛盾和動員內部支持的作用。本次肺炎疫情裡，中國媒體先後炒作台灣口罩禁令和WSJ辱華標題，將疫情矛頭對準外部勢力，淡化民生多艱的慘淡現狀，以此轉移公眾對內的憤怒。

再次，歷史教育形塑的偏見成為日後判斷現實事件的參照。中國的歷史教育對歷史的剪裁，編制出特定的歷史「脈絡」，從天朝的驕傲到殖民的恥辱，再到復興的輝煌，以此強化民族自豪感，學生更多地領教了屈辱的象徵(火燒圓明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較少瞭解到殖民的歷史同時也是文明的輸入的歷史（比如中國的現代公共衛生立法濫觴於19世紀的上海租界）。

這種教育使學生逐漸形塑了受害者心態，沉浸在苦難與屈辱的悲情想像中，在背負屈辱-討回公道的心理脈絡下，一旦西方媒體的這種描述與他（她）們既有的觀點存在衝突或落差之時，就被歸咎於「辱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符號操弄也是體制本身的需求，新極權主義不再具有極權主義原型高度的意識形態忠誠，借由辱華事件展開情緒動員，提供一種特殊的身份認同，使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處於不斷「激活」的狀態。

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中國媒體，在「辱華」事件報導和評論中透過特定的框架與遣詞來動員網民的情緒，不斷暗示事件的定調、歸因、道德判斷和處置方式，使得憤怒的漩渦快速攪動，在多家媒體的共同報導和反智的資訊生態下，原本細枝末節的事件被貼上辱華的標簽，短時間內定向聚集極高的人氣，形成辱華-討伐的傳播路徑。

為實現這種情感動員，需要的不是詳細的調查而是簡單的定性，輿論風暴中，立場和身份認同高於一切，常識、倫理、邏輯變得無足輕重、無關緊要，與此同時，宣傳部門當然不能容忍偏離辱華「議題」的資訊，連不站隊的科普文也被刪除也就不足為奇了。

綜上，WSJ主觀上難以稱得上惡意，更無關辱華，本無需道歉，一篇專欄的標題在中文資訊圈卻掀起如此大的輿論風暴，不得不讓人思索玻璃心迷思的病理，「辱華」事件的動員與傳播有其特殊的路徑，外界對辱華事件的道歉實際上遷就了中國宣傳部門的口味，反倒助長民族主義網民囂張的氣焰，面對不定期發作的玻璃心事件，當事方應該在核實之後堅定立場，而非遷就玻璃心的巨獸。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