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方方日記的說法，武漢的疫情確實有減緩的趨勢，方方引述她的前線醫生朋友的消息，武漢的方艙醫院的確有的已經放空，當然，病人有的是出院了，有的是死亡了。

方方是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屬於體制內高官，疫癥爆發以來，一直清心直說，如此敢言，引起廣泛共鳴。

除湖北武漢之外，其餘地區的感染人數也直線下降，其中有多少水份沒有人知道，但病毒傳播的幅度明顯在減緩中，似乎也是事實。

什麼原因令疫情減緩？官方當然說是抗疫措施有效，但以中共嚴令復工，全國民工大回城，並未引起各地大爆發的情況來看，似乎與封不封城關係又不大。會不會病毒真的對氣候敏感，或經過反復傳播，病毒的傳染毒性逐代下降，那就只好等專家們去論證了。

不管如何，疫情減緩總是好事，一是百姓不必再遭受重大人命傷亡，二是不必再承受漫長的痛苦，生產恢復，生活正常，也減少對外傳播的機會。至於各國自己的難題，只好由各國自己去對付，有的處理得好，有的一塌糊涂，各有因果。

疫癥減退，民間卻興起追責的聲音，整個疫癥發展過程，存在大量政府的失誤。首先，病毒從哪裡來？從美國來，還是中國？從華南海鮮市場來，還是P4實驗室來？是疏忽洩漏，還是人為製造？抗疫被延誤，是武漢地方官的責任，還是中央疾控中心、國家衛建委的責任，甚至是中央政治局以至習近平的責任？抗疫措施方面，封城決策是如何作出的？其利弊如何？全國經濟停擺交通斷絕是否妥當？在封城封路過程中，有哪些違反人權過度暴力執法的違規現象？有多少防控、治療、善後處理方面的工作失誤，引致人命傷亡，如何追究和索償？因強力抗疫而被耽誤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失救死亡，多少病情加重，如何究責？

方方主張要成立追責小組，用意當然是政府應該問責。這個小組如果由政府去成立，調查結果不問可知，唯有像香港人一再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才有追查真相、論證權責的保證，但是在中共治下，香港人的要求尚且無法實現，更別提武漢人了。

中共官方深知民怨沸騰，早就忙於甩鍋卸膊（撇清責任）了。最明顯的對立雙方，一方是國家衛建委和疾控中心，另一方則是湖北與武漢的地方官。武漢巿長推說中央不授權，國家衛建委和疾控中心則指控武漢先向中央隱瞞了二十天的疫情。

綜合雙方說法，即武漢瞞了二十天才報給中央，中央再瞞二十天才公告天下，實際上武漢與中央是共犯，前後一起隱瞞了四十天之多，造成可怕惡果。上下爭吵卸膊，無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中國人向來沒有向政府追責的習慣，倒是政府有向民間秋後算帳的習慣。武漢市民在孫春蘭視察小區時，高喊「都是假的！」，孫春蘭一走，小區就被政府報復，更實行全面封鎖。

中共建政以來，土地改革、工商業改造、反右、大饑荒、社教、文革、六四，多少慘痛歷史事件，死傷無數中國人，至今無一單得到真正的調查和檢討。不僅如此，習近平還提出「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意思即是不管前三十年或後三十年，中共永遠都是正確的，既然永遠正確，又何必調查反省？

大陸人在疫癥當中身受其害，疫癥過後有心追責，這本是正常的社會反應，但官方早就準備了兩招對付：一招是把喪事當喜事來辦，疫癥稍退就趕緊佈置宣傳灌輸，武漢巿委書記的「感恩」說，正反映了官方的老套路，只不過他說得太早了。感恩說以後一定會再來，老百姓創痛過去，民怨沒有那麼強烈時，感恩說仍會大行其道。

另一招是暴力侍候。疫癥過去後，民怨沸騰，再加上通脹﹑失業種種生活困境，只怕民間情緒會一再升溫，到時民變頻生，社會失控，就要動用專政暴力強勢鎮壓。三月一日起，全國嚴控網絡，就是為將來的社會嚴控作準備。

可以預料，疫癥過去，中國人的苦難不會結束，社會矛盾更加激化，會有更多預料不到的悲劇發生。到那時，老帳新帳一起算，官方有官方算，民間有民間算，如何算就不知道了。（文章授權轉載自香港中文大學facebook顏純鈎作者專頁）

※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