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曾經最具波西米亞情味的台裔攝影師張雍，自《月球背面的逃離場景》一書開始了另一個他的創作生命。我曾經把他那種蛻變喻為「流離，讓一個男孩變成一個男人」。從那種對離亂之中的族群的強烈認同中，他的攝影裡有了「一種殘酷的詩意輾轉其間，那些黑夜裡倉皇的行軍，那些白晝裡無所遁形的尷尬與窘迫…他也許在問：假如他們是我，假如是你，你將何為？」

於是，在更為不可思議的《牧羊人與屠宰場——庫德斯坦日記》裡，我看到張雍力求給予這個問題一個答案，這答案不完美卻血汗交織，對得起一個攝影師、一個對世間困厄有高度悲憫的人的心。

正如封底那一頁日記手稿上所寫：「我要成為一張透明的紙，讓故事與心情附著在上面正如底片。」張雍面對一個也許會成為獵奇景觀的題材時，越來越謙卑和克制。從畫面的選擇即可見到，他越來越不傾向戲劇化，不借重廣角鏡頭的變形、黑白影像的反差或者所謂的決定性瞬間，反而在喧鬧的場景裡屏息凝定。

這種淡定的「本格派」紀實攝影，是他徹底成熟的表現。攝影師與被拍攝對象不再是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即使他拍攝的難民營、屠宰場與精神病院等有足夠理由讓他的影像緊張起來。

也許在日記裡「千年修道院裡那碗甜豆湯」那一章的他，才是現在最本真的張雍，波西米亞氣質不只有張狂風流，也有詩人般內斂堅忍的一面。正因為這樣，他才會選擇被國際遺棄的庫德族人、甚至庫德族裡的更少數派亞茲迪人，以及庫德斯坦這個欠缺自由的地方裡更不自由的精神病患。在他們身上，張雍以一個隱修士的刻苦，嘗試理解這個世界的困頓。

如果說張雍上一本攝影集是在難民身上找到對流離自身的認同，這一本何嘗不是在庫德「國」身上，在3500萬從未擁有自己國家的庫爾德人比照台灣人的認同？

我最感同他所拍攝的那些囚徒與精神病患使用的器具，卑微中透露出不亞於外面原野的荒涼感；還有那些意味深長的被囚禁中的凝視，也不亞於所謂自由世界裡掙扎的生命。我最喜歡那張牆上雙鹿奔馳的那張靜物，極富有隱喻，所有的憧憬被現實中止，空調的排氣管直接插入鹿頸，堆積的舊床墊取代了山野。而最觸動我的是鳥籠前面那個滄桑悲哀的瘦男孩，讓我想到電影《迦百農》裡的敘利亞小難民贊恩，他捧著的紙箱不知道裡面裝的是希望還是虛無？鳥籠裡的幼鳥們不知道是他的命運還是族人的命運？還有後一頁那個西裝革履的胖男孩，他們將來只會變成鬥雞場邊、屠宰場與戰場上麻木不仁的成人嗎？

本書的文字部分同樣深刻動人，張雍也許是台裔年青攝影師的文字功力最強的之一位，不少段落甚至超越攝影本身獨立成章，飽含孤寂疼痛的詩意——相對於影像的趨向質樸，他把繁複的隱喻留給了文字。難得的是拍攝過程中，他對攝影師的本質時刻保持高度自覺的反省，這也是台灣攝影師的一個小傳統，從張照堂到陳傳興，到張雍和汪正翔，都有這種傾向，使他們獨異於同行。

諸種反省中，最特別的一段是張雍發現庫德族人熱愛selfie的時候，這固然是全球皆有的社交媒體症候群，但張雍在這些困頓的人的「自由」舉動上發現了更多——我想，如果這本書收入一些他們的自拍會更有意思，可供反思哪一種攝影是更有「意義」的，是自我帶著自欺的「自證」？還是外來者清醒冷眼的「他證」？這個idea，我留給張雍考慮是不是可以在展覽時採用。

展覽題目不妨叫做「Ser chava」——庫德族語回應「謝謝」的：「你在我的眼睛裡」。正如張雍所說，這是庫德族人教我們的攝影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