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和平醫院發生SARS院內集體感染，台北市政府召回院內醫護人員強制隔離，其中一位醫師周姓醫師直到5月1 日下午才返院，被冠上「落跑醫師」惡名後，記2大過停職。周姓醫師不服處分提出訴訟與國賠遭駁回，最後提出釋憲，做出了690號大法官解釋，該解釋認為當時《傳染病防治法》中的強制隔離規定，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違背。

有趣的是，當時共有四名大法官針對690號釋憲文提出三份（部分）不同意見書，其中包括蔡英文所提名的現任司法院院長許宗力，許宗力同意690號釋憲文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與比例原則的看法，但卻也認為該釋憲文並未踐行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正當程序。

許宗力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沒有人身自由，其他基本權的保障都將徒託空言；他認為，要求行政機關作成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前，就應得到中立、客觀法官之同意，將不法剝奪人身自由的風險減至最低；亦即，透過法官保留，「儘可能防杜即使小到千萬分之一機會才會發生的濫權可能性」。

我們可以說，許宗力在這份部分不同意書，對於維護傳染病隔離者之人身自由權樹立了一個「高標」，但即便以690號大法官解釋裡所揭櫫：強制隔離須踐行「法律明確性」、「比例原則」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的意旨來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近日公布的多項限制人身自由的規定，早已經出現明顯漏洞，甚至有違憲之虞：

第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7條：「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防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發生；傳染病已發生或流行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及《紓困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禁止中小學生師生出國，明顯欠缺法律明確性，所謂「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為何？條文包山包海，可任意解釋，權限幾乎已經與總統頒佈的「緊急命令」相仿，這「超憲條例」不該被援引為禁止中小學生出國的法源。

事實上，此刻正值學生的學期中，加上各國多已升高隔離的邊境管制，本就不會再有太多人會冒著被隔離的風險出國；換個角度看，設若有學生不惜出入境各兩週的居家檢疫（隔離）也要出國，那多已有不得不的正當理由（奔喪、比賽、入學、依親），防疫指揮中心在下達此一禁制令時已允許個案報准，那又何苦援引上述這條「超憲條例」讓自己背負違憲風險？

第二、陳時中表示：「執意赴第三級地區旅遊者，不可領居家檢疫補償，加徵必要費用，倘若確診，公布姓名。」這些出國遊玩後確診者，領不到居家檢疫補償，合情合理；但用公布姓名懲罰這些確診者，同樣於法無據。

法務部後來補充陳時中的說法指稱，上述作法的法源在《紓困條例》第8條：

「於防疫期間，受隔離或檢疫而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虞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得指示對其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
　　

為避免疫情擴散，對確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亦同。」

依本條文，要公布受隔離者或確診的個資，前者必須在其「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虞」，後者必須在「為避免疫情擴散」的條件下。若確診者已被收治並進行隔離，應已無造成疫情擴散之虞，不但失去公布其姓名的正當性，以此來處罰確診者，甚而明顯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陳時中領導中央防疫指揮中心阻絕病毒於境外，成效有目共睹；尤其他孜孜不倦、宵旰勤勞，配合他溫暖有具備同理心的話語，在瘟疫來襲之際，更適時地穩定人心，在台灣蔚為「陳時中現象」；但陳時中也是人，在這場長期抗疫裡，他會恍神疏忽，會說錯話，也可能錯引法條。法務部身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法律幕僚，若虛應故事、唯唯諾諾，無法適時糾正錯誤，傳達正確法律知識予指揮官，反將陷陳時中於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