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體制在疫症下需要再三自省

「似乎沒有人警告過，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國家，而不是極權的國家，這一切就都不會發生。... 這種情況現在發生就好，而世界都該認識到，在沒有自由的地方，真正的進步只會跛腳。那些相信中國自由市場與政治獨裁並存的模式會是第三世界國家榜樣的傻瓜，終於明白了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尤薩（Vargas Llosa）最近在一西班牙的報紙對中國作出直白的批評。

「那一個體制比較優勝」的角力

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質疑美國把肺炎病毒帶至武漢，華春瑩則聲稱義大利人感謝中國援助並且播放中國國歌，隨即引發外交風波，也正好反映北京企圖借「大外宣」在國內強調其「制度自信」，以達此消彼長之效。當然，香港、台灣以至西方社會亦多有反擊，尤薩的說法顯然與不少人的心情產生共鳴：要不是中國一開始隱瞞疫情，就不會令全球今日陷入衛生和經濟的窘局。筆者當然深表認同，但正如尤薩在文章最後討論的是對生命、死亡的反思，我們也不應只把問題集中在極權上。

近期台灣出版了不少關於民主退潮的書籍。我們不能否認，空討論極權的惡劣不會自然使民主國家有進步（當然不代表可以輕輕放過極權的問題）。一如英國的外交評論人Simon Tisdall提醒，這次疫症同時暴露了獨裁者和民主人士的脆弱。台灣人瞥眼看可能難以認同，但只要稍為冷靜一下，這種言論並非多嘴獻淺。

作為民主國家，台灣今次的防疫政策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認同，但台灣人只要觀察週邊的民主鄰居，很難不感到錯愕。以日本和南韓為例，他們在中國疫病爆發後的反應誠然難以稱好，成為東京奧運面臨延期、百萬人連署彈劾文在寅的端倪。

同理，申根區及美國的政策也給人「慢半拍」的感覺。而民主體制發源地英國，其公共衛生部（PHE）的內部文件曝光後即時惹來驚慌，令與英國多有交流的香港直航機票一下漲至近四十萬新台幣。問題是，既然中國的疫情在一月末已如此嚴重，何以台灣以外的民主國家之反應如此遲緩？如此種種，實在難以純粹以文化因素去解釋。其中一個主因，筆者以為是極端資本主義近數十年「綁架」民主政體的後果。

「經濟至上」損害社會的健康

很多民主國家所以事隔近兩個月才開始陸續執行「封關」措施，都緣於害怕此舉有損經濟。畢竟中國遊客人次佔全球18%、旅遊產值9.1%，在武漢「封城」之際對中國「封關」肯定會為各國經濟帶來動盪。這對多年以GDP及各項經濟數據作為成績單的執政政府自然不利，所以他們才決定繼續對中國中門大開，直至不能不面對染病人數大增及醫療系統幾近崩潰為止。

極端資本主義橫行，社會容易只追求經濟的增長，把幸福指數與之「單純」的掛勾，而忽視了組成人類社會的其他重要部分——包括對衛生、生命、死亡等的反思。這是中國「大外宣」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得以在國際社會立足多年的原因之一。否則，如何能解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大眾，會逐漸覺得經濟發展迅速的中國體制會是他們的「榜樣」？這種聲音，那怕在台灣社會也見怪不怪。

顯然，東方的「大外宣」與民主社會的心理狀態必然存在共同點，否則兩者不可能會「惺惺相惜」。那個共同的願望，用最通俗的說法就是「發財享樂」，亦是柯林頓當年支持有大量消費力與生產力的中國進入世貿（WTO），繼而把後者人權問題輕輕放下之大背景。所以，當這種意識早已成為全球化下國際的神明，而肺炎在東方開始蔓延，仍想國家機器運作如常以生財的西方國家難免遲遲不願如台灣下達大刀闊斧、棄卒保車的政策並——當然筆者沒有忘記曾有不少人怪蔡英文政府大驚小怪。

如是者，這次疫情反映的不單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更可能涉及哲學、宗教等的討論。這也無妨，因為人類社會能健康成長，固然不可能不談經濟，但也不可能只談經濟。如果人類在這場浩劫後仍然提倡「經濟至上」，再完善的民主體制也會自我瓦解。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