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臺灣民主運動中，傅正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他是起而行道的知識份子，又是活動家中的思想家；他是民進黨早期創建人中少有的一名外省人，又是講究權謀策略的政治泥潭中罕見的一位堅持人格操守和理想主義情懷的大丈夫。也許正是這些因素，臺灣在實現民主化之後，一九九一年便英年早逝的傅正，很快被人們遺忘和忽略了。

不過，對於傅正這樣的人來說，從獻身民主運動的那一刻起，就從來沒有想過要分享政治權力和接受民眾之頂禮膜拜。傅正寫過一段話勉勵他教過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班的同學說：「要想做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價值的人，需要在社會上忍受各種不同的痛苦，但也正因能忍受痛苦，才能彰顯生命價值的偉大。」這段話何嘗不是他的夫子自道呢？不過，歷史不會忘卻那些先驅者的犧牲、痛苦與寂寞，蘇瑞鏘所著之《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不僅梳理了傅正的思想脈絡、還原了傅正的歷史功績，而且呈現了那一段自由知識份子與民主運動良性互動的歷史的美好一頁。

為了言論自由，寧願入獄成囚

一九二七年，傅正於出生在江蘇高淳，少年時代生活在抗戰的硝煙之中。當時，他將國民黨當作民族救星，十四歲即加入國民黨，十八歲參加青年軍，後來結識蔣經國，並深受其賞識。二十歲時，傅正結婚後不久，便接受蔣經國之命令，參與平息各地學潮的工作，並在上海大同大學和武漢大學學習，奠定了自由主義的精神底色。

國共內戰爆發之後，傅正隨國軍敗退華南，再撤退到海南島，然後抵達臺灣。由此，與中國大陸的父母和妻子永訣。在臺灣，傅正一直孤身一人，直至八十年代末回中國探親，方得知一九四九年其妻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孩，其後一名夭折。在暴風驟雨的時代變局面前，每個普通人都有一本血淚斑斑的個人史。

青年時代的傅正，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國民黨黨員，同時也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深惡痛絕。來台之初，他一度將蔣經國視為再造國民黨的希望所在。但是，他很快發現，蔣經國是要用在蘇俄學習到的那一套政治手腕，將國民黨打造成一個更加專制獨裁的政黨。蔣氏父子總結失去中國大陸的教訓，得出的結論居然是，「昔日獨裁得不夠」。

傅正對蔣氏政權由失望而反對，憤而撰文痛斥蔣經國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當時，他十分痛苦，在日記中寫道：「我想到自己也做了蔣經國的工具，變成他的犧牲品，很感痛苦，但現在有沒法擺脫，真使人更加難受。」此後，他寧願遭受軍法懲處，毅然逃離「政工幹校輔導員」這個可以升官發財的職位。

一九五三年，傅正在《自由中國》發表第一篇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加盟《自由中國》擔任編輯委員並主編政治版。對於傅正的這一轉變，蘇瑞鏘指出：「從『蔣經國之路』轉向『雷震之路』，展現了高度自由意志突破時代環境制約的顯證。特別是從『身體化』的角度來觀察，更具『精神史』上的重大意義。」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傅正在《自由中國》發表了六十六篇署名的評論文章和數十篇不署名的「短論」。比起《自由中國》創刊之初便撰稿的「兩支健筆」殷海光和夏道平，中後期才加入的傅正，筆耕之勤亦不遑多讓。

一九六零年，傅正與雷震等四名《自由中國》同仁被捕下獄，這是蔣介石親自製造的「詔獄」。雷震被判刑十年，傅正被判處兩次「感化」，一共為六年三個月又十七天。當時，國民黨當局常用「感化處分」處置政治犯，尤其是思想犯。臺灣民主化之後，這一惡法被廢除。所謂「感化處分」，猶如今天在中國仍然實行的「勞動教養」制度。「感化處分」和「勞動教養」名稱不同，實質一樣，都是統治當局用來規避一般的法律訴訟程式、不經法院審判便長期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迫害手段。當時，傅正要求聘請律師辯護，警總卻以「感化」並非起訴為由加以拒絕。傅正說：「我的政治歷史十分明白，實在找不到可以判刑的藉口，便以感化為名義，不准我請律師，不讓我上法庭，就達到了使我坐牢的目的。」

「既來之，則安之」，傅正以一顆平常心面對牢獄之災。後來，他在簡歷中幽默地寫道：「臺灣大學、青島大學（臺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土城研究所（臺北縣板橋土城清水村三號生教所）、火燒島高級研究班（火燒島警總新生訓導處）畢業」。他在獄中雖未遭受其他政治犯的那種身體的酷刑，精神的折磨卻始終存在：絕大多數時間是單獨「隔離管制」，報紙只有一份用來洗腦的《中央日報》，只准有限度的通信和看書。一度不准接見、不准通信、不准看報，且除所發書籍外不准有書，起初一年間只有一部《國父全書》。對於愛讀書、愛思考的傅正，這是何其痛苦！

思想啟蒙是一件水滴石穿的工作

在日治時代，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公共空間和公民社會的雛形。經過「二二八」屠殺的摧抑，在白色恐怖最嚴峻的時期，臺灣仍然存在獨立媒體、私立大學、民間社團和基層選舉，這是威權的臺灣與極權的共產中國最大的差異。傅正出獄後的經歷便是一個例證：傅正先後受聘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和東吳大學等私立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校長、著名老報人成舍我，頂著當局的壓力，親自向其下了聘書。在實行「全能政治」的中國，政治犯是不可能成為大學教授的——「天安門」屠殺之後二十多年來，劉曉波的遭遇與傅正形成鮮明之對比。

傅正早年的求學生涯極為坎坷，幾度輟學從軍，好不容易才在臺灣大學完成學業。所以，他十分熱愛教學工作，對學生極好。有學生回憶說：「我的老師很愛笑，他最常說‘人活著要用愛來替別人做事’，也好像一笑天下就無難事。……學生畢業，彎個路去看他，我們老師更是連牙齒都會笑。」

在大學任教期間，傅正在課堂上從來不向學生灌輸自己的政治觀點，一方面是恪守政教分離之原則，另一方面是不願犧牲學生的前途。但他通過那些看似無關現實的課程，如世界近代史、中國憲政與政府、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將民主理念傳播到學生心中。而且，那些對民主感興趣的學生，可以在課餘時間到他的單身宿舍聊天，借他的書看。民進黨新生代的中堅力量，如陳菊等人，都是在那個時期受傅正啟蒙的學生。

傅正對學術自由和教育獨立念茲在茲。有鑒於自己青年時代受國民黨意識形態宣傳所毒害的經歷，以及親身觀察到四十年代中期共產黨對學生運動的插手和鼓動，傅正早在一九五二年便在《我控訴，我呼籲》一文中寫道：「這麼多年來，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或者是他們的狐群狗黨的爪牙們，他們都是當代的政治販子和青年販子，他們都是利用我們青年人的血肉保衛他們的地位和生命。我們要想自己得救，我們要想我們下一代人也能得救，我們就必須廢除奴役，爭取民主，阻止戰爭，宣導和平，制止毀滅，尋求新生。」他反對政黨和政客利用學生追求正義的理想和愛國熱情，而達成一黨或一己之私利。學者任育德指出：「傅正有感於大陸的親身經驗，拒絕操弄學生作為政治工具。」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一九八六年，民進黨即將在圓山飯店舉行成立大會，同學們在課堂上情緒騷動。作為操辦者之一，傅正卻輕描淡寫地對學生們說：「小孩子呀，在當學生期間不要去參加什麼政治活動，因為不管加入哪一邊，你們永遠只是一顆棋子！」

從書桌到監獄，從監獄到講臺，傅正對民主的信念從未動搖過，他在晚年深有感觸地說：「親身經歷了國共兩黨用槍桿子搶政權的血淋淋的教訓後，更堅定了我對民主的信念。所以，四十年來，我在臺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同時，傅正也是臺灣民主人士中少有的具有世界格局的人物，他紮根臺灣、胸懷全世界，其臨終遺言如是說：「回顧六十餘年我所寄跡之世界，四十年前我所生長之中國大陸，以及四十年來除因返鄉探親離開十三日，而從未離開一步之臺灣，我仍無法忘懷，而期望走後臺灣、中國、世界，能真正落實和平民主，以和平民主救臺灣，以和平民主救中國，以和平民主救世界。不分地域、宗教、性別、種族，共同為永久和平與真正民主而努力。」

兩度組黨，一生清流

有反對黨的存在，乃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標誌。臺灣的民主運動的突破，在於反對黨的誕生。從「黨外運動」到民進黨正式成立，臺灣社會的轉型方才真正開始。以胡適為首的老一輩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甘於充當政府的諫臣和批判者的角色，不願承擔組黨之風險；又潔身自好，對政治之險惡與骯髒過於忌憚。而從雷震到傅正，則邁出了參與組黨的關鍵一步。傅正的學生、民進黨創建人之一的尤清評論說：「面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相信民主的知識份子，知道理該組織反對黨的人太多，膽敢實際組織反對黨的人太少；膽敢在組黨坐牢以後還敢再一次組織反對黨的人更少之又少，而傅正老師正是屬於少之又少的唯一例外。」由此，傅正成為聯接兩個時代的橋樑，正如蘇瑞鏘評論的那樣：「從一九五零年代的《自由中國》到一九六零年代的中國民主黨；再從中國民主黨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主進步黨，他在這幾件臺灣戰後極為重要的民主‘盛事’中能躬逢其盛，更是絕無僅有者。」可以說，如果沒有傅正，上一代的思想資源就無法傳承下來。

在民進黨創建的過程中，有或沒有傅正這樣的「君子」的存在，該黨的品質與格局絕對不一樣。傅正是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粘合劑，也是胡適所說的「寬容比自由更重要」的理念的實踐者，他多次成功地調和了民進黨籌建期間各方激烈的爭論。民進黨元老張俊宏說過：「國民黨所帶來的惡質文化，也使得臺灣人強烈地反對外省人。這種強烈的敵視，本來很可能演變成宗教式的敵對。但是這種可能演變成族群仇恨的大悲劇，並沒有在臺灣發生，原因就是另一股清流的貢獻，而傅正老師正是這股清流中非常重要的一員。」

然後，傅正本人書生氣很重，不是那種具有草根色彩、缺乏道德底線的政客。在民進黨內部，他被視為道義象徵，卻不掌握實權。一九八九年，他參選立法委員卻高票落選，「一定程度上可被解讀為統獨與‘省籍’等潛在因素發酵的結果」。此次參選，傅正不僅花光積蓄，還因此負債，身心受到很大的衝擊。「一年半後傅正即罹癌症過世，不能說完全與此無關。」

傅正在選舉中的失敗，已暴露出臺灣選舉文化劣質化的趨勢。彭明敏、傅正、林義雄、林濁水等堪稱清流的人物，都先後在民進黨黨內被邊緣化以及在選舉中失敗；相反，陳水扁、謝長廷等精通權謀厚黑之術的人物，卻能大獲成功、出將入相。這一對比足以驗證邱吉爾對民主的定義：民主只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民進黨沒有走向「傅正化」而走向「陳水扁化」，堪稱民進黨最大的悲哀。

由此可見，民主制度的成熟還有賴於民智之開啟、憲政理念之深入人心及代議制之逐步穩定等「配套設施」。不過，對傅正來說，晚年的這次參選雖敗猶榮——他早年孜孜以求的選舉成為臺灣的現實，足以讓他感到欣慰了。

這是一本傅正的思想評傳或精神評傳。在將權謀運作當作最高智慧的東方政治傳統中，人們即便是在研究民主化和社會轉型的時候，亦將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王道和霸道並用的梟雄式身上，而忽略傅正這樣的良心知識份子。學者韋政通如此評價傅正的歷史貢獻：「就作為一個學者的角色，傅正不及殷海光；在臺灣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也趕不上雷震。但傅正卻是臺灣戰後兩次反對黨組黨的靈魂人物。這在臺灣爭民主、爭自由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兩次組黨，時間相隔二十六年，他那剛勇不屈、無怨無悔、自始至終為臺灣民主獻身的精神，絕對可與殷、雷二氏同其不朽。」

雖然任何人都受到時代之限制，但偉大人物可以做出「一生不斷超越既有生命格局的努力」。蘇瑞鏘認為，傅正的一生實現了三大突破：黨籍、省籍和國籍。來台之初，傅正不僅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還是軍中「訓練政工的政工」。之後由於不滿國民黨當局違反民主的行徑，脫離國民黨集團，這是「黨籍」的超越。在主編《自由中國》、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和民主進步黨的過程中，本身為「外省」籍的傅正，不斷突破「省籍」的藩籬，一再與「本省」籍民主人士攜手合作，這是「省籍」的超越。一九七二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傅正幫助雷震完成《救亡圖存獻議》，其中有建議「迅速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一九八六年，在參與組建民進黨的時候，又支持民進黨「住民自決」的決議，這是「國籍」的超越。

這「三大超越」，使傅正不受國民黨黨員或民進黨黨員身份之束縛，不捲入本省人與外省人之紛爭，不被「中國人」或「臺灣人」以及「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所限制，而達至莊子所說的「若可托天下，爰以身為天下」的人生境界。近百年來的華人知識份子之中，臻於此一境界者屈指可數。無論是實現了民主化的臺灣，還是正在轉型期的中國，都需要這樣的人物來提升整個社會的精神質素。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