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立法院院會原預計處理攸關勞工休假的《勞基法》修正草案，執政的民進黨期望能在當天畢其功於一役，一舉讓黨團近期提出的增加勞工特休假修法版本三讀通過。然而，勞工團體「工鬥」認為，砍七天國定假日的修法內容，剝奪勞工權益，在立法院外集結，激烈抗爭。

當天中午時分，示威群眾發現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在助理陪同下準備走回立法院區外的辦公室，趨前包圍抗議，負責維護秩序的警察見狀則以身體阻擋群眾，準備保護柯建銘離開。混亂中，雙方發生拉扯推擠，柯建銘因此倒地，他事後表示遭抗議者勒頸、毆打頭部，但不會因此提告。

肢體衝突過後，總統府、行政院、民進黨中央與立院黨團皆發表嚴厲聲明譴責暴力。工鬥成員則回應，這起事件是擦槍走火，並且是群眾自發性的突發事件，並非「指揮圍毆」；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則認為，潑水，推擠，丟鞋。都是受壓迫者甘願違背既有法律，向統治者發出怒吼的方式，「你說這些是暴力？它絕對無法和統治階級對受壓迫者施加的暴力相比擬。」

基於工鬥在立法院外已抗議了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並未傷害他人；事發之前，也沒有人能預測柯建銘會獨自出現在抗議群眾附近，所以衝突屬於「擦槍走火」而非「事前策劃」的說法十分合理。同樣的，柯建銘是不是刻意現身引發衝突這類的陰謀論，若無直接證據也不值得討論。我認為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是：抗爭行動的合理界線在哪裡？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擱置對當事人的主觀好惡；也就是說，不能因為「喜歡」或「討厭」柯建銘而判斷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合理或不合理，不能認為如果是柯建銘被推倒勒頸就可以／不可以，但若對象換成國民黨黨鞭就有不同看法。

無論抗爭對象或目標是什麼，任何抗爭運動都有不同路徑與手段的選擇；「社會」或「輿論」判斷抗爭手段選擇是否合理的標準，也從來不會一致。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太陽花學運代表人物陳為廷，早在2013年5月就因反媒體壟斷，衝進過立法院內抗議立委審查法案草率，只是當時沒獲得太多人聲援，也迅速遭警方驅離。

由此可見，只不過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裡，社會大眾因為抗爭議題與外在環境的變化，對於「衝立法院」這樣的手段選擇，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觀感與反應。

衝撞或肢體衝突，當然是抗爭手段之一；當深刻感受到「統治階級對受壓迫者施加暴力」時，或許也能成為被認可的行為，但這畢竟是極少數特例，畢竟台灣依舊存有「先動手就是不對」的觀念。假使2014年太陽花運動期間，發生蓄意毆打傷害意見不同者的事件，這場運動勢必不會在民間引起如此正面的迴響。

因此，儘管社會整體或個人，對於不同抗爭行動採取什麼手段的觀感經常是浮動的。就我個人認為，合理的抗爭界線，應該是「不以傷害他人身體作為抗爭手段」。就拿柯建銘事件來說，抗爭者若只是包圍他、對他嗆聲、甚至潑水，都屬於自由表達意見範圍；但若有出拳、勒頸等足以造成身體傷害的行為，就已跨越了合理示威的紅線，不是一句「我願意負法律責任」就能帶過。

不能否認，若不是工鬥成員持續抗爭，民進黨政府不會逐步加碼，提昇勞工特休假日數；我也願意相信，工鬥決策成員，絕不樂見爭取勞工權益的過程發生流血衝突。但事實證明了，在群情激憤的抗爭現場，已有部分人士基於憤怒，做出可能傷害他人的行徑。勞基法修法尚未落幕，未來抗爭時是讓類似事件繼續「自然發生」，或是在行動時更加警惕約束，勞團必須思考評估。

若獲得七天假日，必須以推倒或傷害一個國會議員（即便他是國家權力與統治階級的象徵）作為代價，我個人寧願放棄這個權利。

※作者為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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