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美國之音》記者問陳時中部長，使用「武漢肺炎」這名詞是否是歧視中國或武漢，這問題，這學期修「心理衛生專題」的研究生也提出討論，也與中國的博班學生交換我的想法。因為無論是歧視別人，或被他人歧視，都會影響心理衛生，也無助於族群的共存。

我教過幾學期的社會心理學，以我的理解，「歧視」（discrimination)是指因為外在的屬性，例如種族、國別、性別、身體等因素而被限制或遭到不友善的對待，包括態度、言語等具體行為。例如因為是黃種人，不能進某個餐廳，這是種族歧視；規定女性要化妝才能出門，這是性別歧視。

歧視必須仔細定義

由於歧視在一個比較自由人文的社會裡，是很負面的行為，有些國家甚至已經立法限制，因此，要定義的更仔細。在沒有具體的歧視行為下控訴他人「歧視」，這也是一種扭曲與污名，類似情緒勒索，企圖要控制對方，這是壓迫的一種形式。

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詞與歧視行為的界定實在相差甚遠，就像西班牙流感、德國麻疹、日本腦炎、香港腳等，這些也都是俗稱。用這些名詞的人是否就歧視了西班牙、德國、日本、香港？我並不認為，至少我自己是沒有，連偏見都沒有。

所謂的「俗」就是從民間社會而來，由下而上自然有機地發展出來的。「武漢肺炎」名稱的由來，是因為這次的疫情最早被發現的病例是在武漢醫院治療染肺炎的病人，而發現這特殊病例的也是武漢的醫師，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了可怕的新冠狀病毒是造成這些人肺炎的病因。也就是，在發現新型冠狀病毒之前，不明病因的「武漢肺炎」已經被大家使用一段時間，就是所謂的「俗」稱。

潛意識決定我們對他人的評價

「武漢肺炎」這個病名會讓我記得這事件的一些歷史，會記得突然被封城的武漢人必須面對措手不及的生死別離；會感佩發哨子的艾芬醫師，在兩個月之後，願意勇敢接受媒體訪問，公布事發真相；會記得吹哨子的多位醫師，佩服他們盡忠職守，悲傷許多醫師醫療人員殉職。如果當時能多尊重專業，願意聆聽醫師的警告，而不是壓迫威脅醫師，掩蓋真相，新冠狀病毒所造成的傷害是否會減輕許多？如果政府能讓武漢醫師專業更自主一些，鼓勵他們發表所發現的病例，警示全世界，並邀請世界各國專家一起面對棘手的病毒，此刻是否已經贏得了世人的尊敬？未來大家一提起「武漢肺炎」反而會感念武漢人提早發現病毒，哀悼犧牲的人，大家也會更尊敬專業醫師，也會欣賞中國的處理方式，中國人在世界各地自然能抬頭挺胸，不會受到歧視。

人能不能得到他人，甚至自己的尊重，是來自所作所為，國家、種族、專業社群都一樣。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我們對他人的感受與詮釋，與自己內在潛意識對自己的評價有關，由於我們無法面對或看不見自己的黑暗，就投射這種感覺到外人身上，覺得整個世界都是黑暗。當與自己的關係不好時，與別人的關係也很難好。

「武漢肺炎」是個俗稱，是個中性名稱，使用的人若沒有具體的歧視行為，就不是歧視。中國若因為他人使用這名詞就覺得被歧視，很受傷，應該好好珍惜這樣的感覺，因為感覺是偵測問題天線，至少還有感覺。若能循著這感覺，回頭檢視反思這個災難所造成的國家創傷、社會創傷、政黨創傷、以及個人的心理創傷，勇敢包容地面對，必定能轉化社會創傷為正向的力量。反之，若選擇以防衛的方式，控訴他人歧視，這是對他人的扭曲，必定引發更大的危機。扭曲以及污名都是壓迫的一種形式，沒有人喜歡被壓迫，只要有能力，就會極力去抵抗，甚至誘發他人的攻擊行為，最後反而傷害了自己。

使用「新冠病毒」比較自在

因為教學，也因為自己對疫情的焦慮，我開始每週紀錄疫情發展以及自己的一些思緒與同學分享。我一開始也在思考要用什麼名詞，最後決定使用「新冠病毒」，也是四個字，蠻順的。我的理由，是因為發現確診的人，有許多人不會有症狀，也能復原，不一定會嚴重到肺炎程度，覺得「肺炎」這個名詞會造成比較大的群眾恐慌，每寫一次，自己也會嚇一次，就不想再用。

另一個原因是，我從中國政府極力影響WHO為「武漢肺炎」俗名找出新的正式名稱，我感覺到中國政府對於「武漢肺炎」這個名稱的不自在，希望能快速除名，而我也知道中國政府會透過全面的媒體宣傳說服中國人，讓大眾相信只要他人使用「武漢肺炎」就是歧視。我推測，很多中國人在資訊不完整的社會氛圍下，會被政府引導，認同政府的說法，當聽到他人使用武漢肺炎，真的覺得很受傷。若繼續使用「武漢肺炎」，會引發族群的對立與衝突，轉移眾人焦點，無謂地消耗彼此精力，反而沒有辦法專心理性地與病毒抗戰。

我其實很不喜歡被情緒勒索，覺得只會助長對方的不理性、控制慾、甚至霸權，但是有些時候，還是得先忍一忍，因為覺得對方還沒準備好，先避開更大的傷害。關於這次疫情的名稱，為了顧及他人感受，也為了避免「肺炎」造成的恐慌，我覺得我使用「新冠病毒」比較自在，但我尊重使用「武漢肺炎」這名稱的人。

※作者為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