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1日，民進黨政府執行了它二次執政後的首次死刑，將刺死妻子、擄走6歲女兒燒炭的李宏基槍決。由於執行死刑當下的兩個多月後即將進行九合一大選，民間的廢死團體及歐盟駐台代表隨後抨擊，這是執政當局的政治考量，用「人命來換選票」。馬英九執政期間也曾多次執行死刑，且多與其政權危機的時機點相關，人權團體認為，這是因為執政者習慣性地透過殺戮來挽救自己執政的正當性。

所以這次民進黨政府執行翁仁賢死刑案，格外令人權團體不能接受。此刻，台灣的總統大選早已經結束，蔡英文的第二任期還尚未開始，而民進黨政府因為抗疫有成甚至獲得史無前例的高滿意度；以前是用「死刑掩飾執政危機」，現在竟是用「執政的高滿意度來掩護死刑」（稱用捐贈歐洲的700萬片口罩來堵歐盟的嘴）。尤有甚者，相較於國民黨，若干人權團體會認為民進黨在廢死議題的可親近性較高，但不到兩年時間執行兩次死刑，這政權似乎已然與廢死理念分道揚鑣。

台灣的兩大政黨執政時都執行死刑，代表維持死刑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至於為何維持死刑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又與華人社會的果報觀念密切相關，認為「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殺人者償命」，認為所有加害者（特別是傷人性命者）都必須得到報復，所謂「天道好還，報應不爽」，最好的報應就是回以同等的暴力加害，透過這樣的暴力加害，以為可以讓死者「寬慰」，生者因為這種強力的切割也感到安全，讓社會的憤怒情緒得到釋放。

我們無意在此繼續延伸長期以來「廢死」與「反廢死」論辯的觀點，倒是在民進黨政府選擇執行死刑的此刻，那人權團體乃至於台灣社會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死刑執行？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可以要求民進黨政府做到什麼？

例如，如果執行死刑不可免，外界就應該質問民進黨政府：台灣現在定讞的死刑犯共有40名，為何挑上這件發生在四年前，且於去年7月10日判處死刑定讞的翁仁賢死刑案執行槍決？此與其他39件死刑定讞案件有何不同？優先順序何在？理由是什麼？法務部是否承受任何政治壓力？

又例如，每一次執行死刑的當下，都是人權團體聲量最高、最有機會與社會對話的機會（媒體會找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回應），除了表達憤怒，抨擊當局不守法治、把人權當裝飾品，還能趁機向社會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事實上，死刑的執行與台灣的暴力犯罪頻率毫無相干，如果以台灣的整體犯罪率來看，其實已經從2007年的每10萬人2146件，到2017年的1245件，十年內減少了四成；即便以重大的故意殺人案件來看，80年代常常執行死刑的台灣都維持在每年1500件左右，然過去五年已降到每年400件左右。但過去5年來，每次發生重大刑案，廢死理念總屢屢成為社會情緒的出口，這同樣代表廢死運動的理念策略出現了極大的挑戰。尤其困難的是，在國民黨執政階段，運動者還能援引反對黨（民進黨）為槓桿；如今面對民進黨執行死刑，卻尷尬地幾無盟友可為制衡。

在台灣社會，支持死刑是一座大山。正面地衝撞、洩憤式的嘲諷，不但移不開大山，還可能延宕廢死理念的傳播。把廢死當作一項長期目標，它本就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這之前，暫且擱下該不該執行死刑的攻防，透過司法偵審與刑度的改革，獄政的革新，以及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徐圖感動人心，逐步建構司法的公信力，或許更有機會破除台灣人對死刑的執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