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優秀學校，卻也是數一數二嚴格管制外人出入的地方。這回，因為APEC會議，控管變得更嚴密了。

警衛正在校門口處逐一檢查出入者的學生證，而一張學生證僅能領一個外校人士進去。我沒有認識半個北大學生，望著門內世界。秋風起兮的十一月，劉吶鷗從中法大學下課後來到北大文科第一院校看球賽，有時也相邀同學在那裡打網球。幻想到一半，眼前的警衛已經向我揮了揮手，意思是別擋在入口。難道千里迢迢一趟，就要錯過踏查劉吶鷗的機會嗎？

前頭的女孩A也進不去，她建議可以往另個偏僻的校門口試試，也許不那麼嚴守。我隨她移動。來到另個入門處，大群身著運動裝的學生們卡在門口，他們拔高京腔向警衛解釋今天校園舉辦球賽，本該開放有參與的外校大學生進入。兩邊僵持不下，最後警衛請負責人出來點人頭，一個一個入內。

領我來這裡的A明顯不是對方的人，卻也大膽排在行伍之中。那群學生有選手、有啦啦隊，負責人一下子無法認清所有成員，她看了A，說：「這個好像不……」話都還沒說完，A闊步向前，走得理直，彷彿她也是其中一員。負責人把沒說出的質疑吞下去，因為負責人也在質疑自己。

A順利進去後，轉頭看了看我，但她不能洩漏太多，很快又把頭扭回，朝著校園深處快步離去。偏僻的校門口復歸平靜，門口空蕩蕩，剩我一個還落在外頭。我恨自己為什麼那麼老實。

重新走回剛剛的校門。一個散發研究生氣息的男生從面前走過，準備要進去。我立刻衝上攔住去路，拿出復旦學生證示意自己身分，請求他務必帶我入內。他瞄了眼學生證，略聊了我的研究領域後，這個理工科碩士男豪爽答應了。

一過門，他向警衛秀出學生證，再指指我，扼要地說：「朋友。」警衛點頭，放行了。我跟著他一小段路，在岔口處，他禮貌招呼：「先走了，論文加油。」那是只有研究生才懂的打氣、祝福，和朋友兩個字一樣，在某個時刻特別珍貴。

＊

北大除了有石獅子作伴的赭紅老校門、垂柳石橋、源於圓明園的一對華表等知名景點，光瀏覽校園裡的老建築，數度以為在逛故宮或清朝皇親國戚的王府，若不是校園放了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銅像，很難聯想這座校園曾是接軌西方的五四運動重鎮。

北京大學緣起清光緒時代的戊戌變法，時名京師大學堂，但京師大學堂命運坎坷，陸續於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遭到破壞。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那年，北洋政府批准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聘任留學英國、《天演論》的翻譯者嚴復為首位校長。北洋政府時期，北大雖為北方唯一隸屬教育部的學校，偏偏遇教育部經費短缺，學校連電費的錢也難以籌措，不時有斷電危機；水費亦然，游泳池總是乾涸；甚至還常常積欠教授薪水，使得教授們得不時上教育部抗議。這與外交部辦的清華大學有著天壤之別，清華實在太富有太風光了。

身為北大校長頗辛苦。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蔡元培，這已是第四任了。他闊手改革學校體制、學制，引入自由風氣。校園學潮洶湧，上街罷課是學生們經常做的事情，他們擁有豐沛的能量去關注、去參與政治、社會等公眾議題。北大成為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基地。

一九二七年，蔡元培不僅是北大校長，同時身兼中法大學首任校長。正值此時，劉吶鷗來到北京，白天赴私立中法大學旁聽，下午則與中法大學的同學相約來北大。

北大校地極大，不諳北方氣候的我迎著冷風緩緩走，一段時間後，頭、腳開始莫名痛起來，我趕緊窩進一幢風格古雅的行政大樓內休息。坐在椅子上，喝著熱水，腦袋始終想不透幾件事：第一，劉吶鷗的北京行主要聚焦故宮一帶，現在稱一環的區塊，二環以外的地方幾乎沒去，而他在日記寫自己下課從中法大學到北大，但這段路程無論是黃包車，還是汽車，怎麼估量都嫌遠，當年的學生會為了一場球賽、一次運動，不惜千里迢迢舟車勞頓？第二，北大離天安門也遙遠，搭地鐵將近一個小時多，一九一九年，學生們抗議國恥合約時，他們的抗議遊行路線似乎過長？

我帶著滿肚子的疑惑離開，繼續漫步到博雅塔、未明湖畔。黛綠湖面停泊一艘白帆，沿著湖畔繞一圈，有假山、有古涼亭，宛若古代園林。走啊走，意外在楊柳下撞見一塊白色大理石石碑，寫著「原燕京大學未名湖」。

一九二七年，北大尚未遷徙，現在的北大校園是當年燕京大學腹地，直到一九五二年北大校院增加，校地不敷使用，才轉遷北京西北郊區的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是基督教教會開辦的大學，現在哈佛大學裡的燕京學社、燕京圖書館便溯源自此。

有意思的是，二○年代的教會校園並不保守。五四之後革命、戀愛都是追求自由的表徵，所以燕京大學的男女孩們一起上街看電影、吃冰淇淋，還會在秋末冬季的未名湖上溜冰。燕京大學隔了一條馬路便是清華大學，兩校學生時有交流。當時女生們流傳著一串順口溜，評價北京各大學的男生們：「北大老，師大窮，只有清華可融通。」

眼下這塊大理石石碑頓時解答了原初的疑惑。這麼一來，剛剛瀏覽的校園並不是劉吶鷗筆下的北大，所有的北大想像全都翻盤。那麼，一九二七年的北大在哪？以及，劉吶鷗在日記中頻頻提到沙灘一詞，北大哪裡有沙灘？

那要等到我離開燕京大學，轉往中法大學才恍然大悟。

＊

現在已經很少人知道中法大學。

這座教會學校創立於一九二○年，校址位居東皇城根北街。學校創立後隔年，在法國里昂設立分校，戴望舒便畢業於里昂中法大學。老相片中，校門與北大老校門一樣，如皇親國戚的豪宅門口，紅漆木門上方懸著一塊大匾額，題寫「北京中法大學」。

來到現場，踩著石板道往上，校門依然是朱紅梁柱、朱紅漆門，石瓦屋簷生了蔓草，像無人照顧的大宅院，冷冷清清。原本那個大匾額已取下，門口掛上兩塊白色大木板，以簡體字書「北京光學學會」、「藝術8」，「藝術8」底下是不成比例的細明體寫「原中法大學」，那字體大小若不加注意容易忽略過去。

現在的中法大學腹地頗小，主要分成兩類建築，一類如劉吶鷗在日記所述：「建築還好、紅柱紗窓，一切是古書院的樣子。」一類則是西化的磚牆高樓。

非假日，參觀的人屈指可數，我在近百年歷史的校地裡對讀劉吶鷗日記。站在外頭，隔著積塵的窗戶往內看，都不是教室的模樣了，後來的人只能揣想學生們坐在裡頭聽法文課和考試。劉吶鷗在日記提到自己特地朝聖、旁聽知名作家兼學者馮沅君的國文和中國文學史、沈尹默的詩詞，在在益顯其好學。古書院的建築僅只一層樓，樸拙無華，沒有燕京大學氣派，沒有清華大學西式，卻十分親切。即便劉吶鷗覺得建築還好，乖隔一甲子，反而釀出獨特的歷史感。

中法大學不出半小時便能逛完。離開後朝往公車站，竟不小心錯失方向，來到五四大街。五四大街上有座西式紅洋樓，在滿是中國傳統建築的京城，西式樓房反顯獨特。門口木牌寫著「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想必是五四運動的重要地景。我暫先不理會迷路一事，岔開原本行程，進去了。

進去後驚為天人，這裡正是北京大學的沙灘紅樓，劉吶鷗筆下的文科學院。他說的沙灘是路名。如此，中法大學確實居於北大第一院校附近，徒步約莫五分鐘，此處離天安門也近。所有的提問豁然開朗。

一九一八年，紅樓落成。一樓為圖書館，二樓做辦公室，蔡元培的校長辦公室即設於此，這裡離中法大學相去不遠，一次管理兩間大學似乎還過得去。三四樓屬教室，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都在這裡任教過。地下室為印刷部，這個印刷部才是新文學的颱風眼，除了刊印過學生社團新潮社的刊物《新潮》，以此抗衡另一著名的《新青年》雜誌；五四運動前夕，北大學生在這裡製了三千多面旗子和標語，《新潮》創辦人、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羅家倫於此起草〈北京全體學界通告〉，還緊急印製兩萬份，送到天安門廣發給群眾。

這段故事成為歷史敘述，當我在課本裡讀到這些時，其實讀不出當年學生們的激昂情緒。直到幾個月前我在台北的青島東路上，與另一群學生們為著民主價值而不惜暫緩論文，到街頭抗爭。生命經驗、歷史敘述、眼前展覽倏忽有了交錯，好像能比以前再了解五四運動的參與者，為了理想，為了捍衛國族，奮不顧身。

身邊參觀的人已經換了好多個，我還在印刷部前，凝視展間。長長木桌擺滿宣傳單，四周牆壁皆是旗幟和標語，這是五四的面貌之一。人去了，物依然，時代切片靜靜地沉澱下來。有一度我錯覺這間小小的印刷房只是因為學生們都在上課，所以空蕩蕩，好像下課了，新潮社的人就會回來，聚集這裡，商討抗議的下一步棋。五四近在面前，那個從晚清帝國正式跨入現代的神聖界碑。

很少人駐足傾聽一九二七，五四過了近十年，走到需要變革的階段，劉吶鷗與同世代的作家們重新檢討五四，神聖光環不再，一路發展下來，迤邐著中國新文學從起草、琢磨到成熟的軌跡，變動再變動。但那個軌跡在後人的歷史敘述裡被簡單帶過，像展間的介紹，少了發展動態。在中國，五四更大的意義是左翼、共產黨起點。因而當一九一九年的改革跨出了那個時空點後，為政者、書寫者會自動幫它歧出新的意義來。不難察覺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上，五四反覆被召喚，變成黨史的一部分。

現在，五四已經不只是五四，居於政治傘下，它是神，還暈著光。

※本文摘自《時間不感症者──重返魔都1930》一書，作者徐禎苓；印刻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