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9日，德國法蘭克福車站，來自慕尼黑的 ICE 高鐵正要進入第七月台時，有名穿著深色衣服的男子突然將一對在候車的母子推落至軌道上，當時，母親機警的翻滾到鐵軌旁邊，但八歲男童因反應不及，直接被高速火車碾壓死亡，整個月台上的人親眼目睹了這一慘劇，內心受到極大衝擊。當天，德國警方即在推特上公布嫌犯的資訊，告知全國民眾凶手是個非洲移民男子，之後不少媒體跟進報導。

其後，德國警方的調查發現，這位嫌犯之前住在瑞士，主要是因長期精神問題導致行兇犯罪，他的犯罪動機與行為，與移民身分根本毫無關係，但因移民身份的露出，使得民眾將行兇動機與其做了強聯結，也經由媒體重複曝光的效果，更加深原本對於移民以及外來難民不滿的德國民眾的仇恨。

事實上，根據德國內政部長傑霍夫（Horst Seehofer）在2018年的新聞發佈會中所提及的2017年的犯罪數據，顯示移民的犯罪件數與犯罪人口都在創新低，但因為媒體對各式犯罪人背景的選擇性曝光，以及不斷地對於外來族群的標籤露出動作，構築了民眾對於移民和難民是重大社會安全危害根源的想像。也因此德國《新聞媒體慣例》中特別規定，媒體報導不應特別提及嫌疑犯的國籍或移民背景，除非其身分牽涉到「公眾利益」。德國媒體之所以制訂了這樣的條例，是希望避免媒體淪為歧視及仇恨的幫兇。

台灣政府與媒體此次對於新冠病患背景資訊的露出，亦可能造成類似的影響。尤其是日前技巧性披露出的酒店女公關，雖然指揮中心並未明說其職業背景，但在記者會上刻意說她有難言之隱，在媒體詢問是否為酒店女公關時，亦未否認，其後指揮中心甚至決定全國酒店和舞廳無限期停業，基本上已很明顯的露出該病患的職業別。

重點是宣傳感染途徑

而防疫中心未經同意將病患的酒店公關身份資訊公開，致使此名患者及酒店這個行業成為整個社會大眾的談論與獵奇對象，遭受前所未有的肉搜及檢驗，包含患者的個資、工作場合及其親友和家庭等資料都一一被媒體揭露，甚而有不少媒體報導「因為她確診，全國酒店都必須關門」，將整個產業的停業責任推到她身上，這樣的處理方式，已造成當事人極大的傷害。老實說，這位女公關是在工作場受到傳染，基本上也算是個受害者，但在媒體的建構下，她成了造成防疫破洞的加害者。

事實上，台灣的防疫單位及媒體界選擇性的將某些職業或身份露出與炒作，此做法與愛滋病發現初期將同性戀及性工作者標籤化為高危險群所做的動作如出一轍。過去的防疫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做法不只對於防疫沒有正面的幫助，且會加深對族群的歧視與偏見，使得整個社會更加仇恨和懼怕感染者及其對應的族群，而在此次新冠肺炎防疫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中國台商、計程車司機、社區保全、醫師、護理師、歐美求學生因此成為高危險群，也成為被排斥和拒接觸對象。這樣的結果不見得能有效預防疾病的傳播，反而可能造成後續防疫困擾，例如關了被定位為高危險產業的酒店之後，可能使其朝向地下化發展，從而造成防疫破洞。

不可以保護之名行傷害之實

老實說，目前看不出來病患職業別與其染病機率有著直接關聯，因為受感染者各類型的職業都有，而在防疫中心公佈的病患資料中亦可看出，染病風險主要還是跟境外旅遊史與個人接觸史有關。而過往愛滋病的防疫經驗也明確告訴我們，防疫的核心概念並非族群或職業，而是感染途徑。重要的是應避免近距離飛沫傳染及接觸，個人要做好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及出入公共場合必戴口罩，只要不做好必要防護措施，人人都可能感染。

這不是說，政府不可以進行場所或產業的防疫宣導，但重點應是擺在場所的傳染風險及民眾如何防範上，而非個人背景資料的呈現，例如呼籲大眾在進出大眾場合、運輸工具或其他可能有近距離接觸的商店，像是理髮、按摩、美膚等商店時都需小心防疫，而不是單挑哪一個工作作為防疫的規範場所，甚而進一步以已有受感染者之名，要求該產業全面禁止營業，從而加深人民對於該產業的歧視。

而防疫單位亦不可以保護之名行傷害之實，如覺得該感染者最初所提供的資訊有誤，後續亦可以其他不涉及隱私的理由說明，甚而對其開罰。在此，筆者建議，防疫單位應先為自己的洩密及造成當事人的傷害道歉。也希望未來整個指揮中心可以更細緻思考，什麼東西該露出，什麼東西不該露出，如果與防疫無關，就不需說明。而媒體也應該持自己的道德良心，不應再跟風報導及窺人隱私。

※作者為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