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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永續發展」與九二共識

朱敬一 2020年04月17日 00:01:00
民主台灣,絕對要嚴正拒絕民族主義式的壓迫,堅持我們的民主立場。(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民主台灣,絕對要嚴正拒絕民族主義式的壓迫,堅持我們的民主立場。(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依據文獻的整理,「九二共識」是描述兩岸政府於1992年辜汪會談之後,各自提出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看法。台灣方面認為一中是「中華民國」,對岸認為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認知不同,謂之「各自表述」。蘇起先生在他《台灣的三角習題》一書中,對於「九二共識」的原委,有相當仔細的描述與分析。

 

九二共識的定義與爭議

 

這樣的各自表述,可以解釋為共同的了解(mutual understanding),也可以解釋為同意彼此有差異(agree to disagree)。如果詮釋為前者,就叫做共識;如果詮釋為後者,就叫做沒有共識。但是這些都是口舌之辯,不是我討論的重點。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於《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定調其所認定的九二共識為「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同時,習近平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的呼籲,認為那「最能照顧台灣的情況」。蔡英文總統旋即對此回應,表示絕對不會接受九二共識,並堅決反對一國兩制,呼籲台灣所有政黨不應該再講九二共識。大致而言,對岸對九二共識的詮釋強調「兩岸同屬一中,謀求國家統一」,這是民進黨政府不接受的。
 

另一方面,2015年後中國大陸政府不斷要求台灣的總統、行政院長等表態其是否接受「九二共識」,甚至用「聽其言 觀其行」、「應考答題」等口氣催促回應。對於兩岸不同層面的政治互動,中國政府也動輒以「是否接受九二共識」做為檢查哨,或是要求往來互動的政治人物提出替代論述,例如「兩岸一家親」、「指腹為婚」,做為是否同意進一步交涉的檢查判準。
 

以下的分析將指出,前述有關九二共識的所有討論,都相當扭曲了「民主」的內涵。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從不同的角度解析「九二共識」與民主社會的根本關係,建構一套完整的民主論述。這套論述並非「九二共識」的平行替代論述,但卻具有更高的精神與理念呼喚,與「永續發展」觀念契合。

 

「九二共識」是描述兩岸政府於1992年辜汪會談之後,各自提出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看法。(圖片摘自馬英九臉書)

 

兩岸的關鍵差距在哪裡?

 

中國大陸政府窮追不捨地要求台灣政治人物對九二共識表態,一方面反映出中國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思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們對台灣的民主制度(甚至是全球各國的民主制度)的陌生。以下分三點說明之。

 

一、民主與民族的認知差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迄今七十年,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都還在做「民族主義」的鬥爭;從早年的抗美援朝、支援越戰、珍寶島事件等,都是在對抗帝國強權。在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今日的帝國侵略就像是昔日鴉片戰爭的延續,都是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領土或主權的侵犯。順著這個邏輯,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裡也是細述過去一百多年的民族主義鬥爭史,進而強調領土統一是所謂的「歷史趨勢」。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台灣若是不與中國統一,就像是甲午戰爭後領土的流失、主權的淪喪;那是民族主義者刻骨銘心的羞辱。民族主義者強調兩岸人民文化同源、種族同根,不允許同族同胞自外於中國。而拒絕「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就是「自外」的開始,當然不能接受。
 

1960年起,就邁上了經濟逐步起飛之路,近60年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深化,形塑了可貴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政治自由、權力制衡、依法行政、公平選舉等「民主」生活方式。對台灣人民而言,即使有血緣文化的親近,也完全不能為此而妥協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鴉片戰爭的民族主義陰影不能喚起台灣人民的認同,尤其不能召喚60歲以下世代的認同。

 

2019年對香港諸多自由的打壓、港人諸多民主人士被剝奪人權、異議人士只因言論觸禁就莫名其妙入獄、民選的議員可以被任意撤銷資格等,造成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對「一國兩制」訴求全無信心。而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恐怖「再教育」,更讓許多人對該政權增添無比的厭惡。簡言之,中國訴諸「民族主義」而期待台灣接受九二共識,在「民主」台灣是完全沒有群眾市場的,是連糖衣都沒有包裹的毒藥。

 

二、論述主體的定位錯亂

 

中國完全不了解台灣民主的另一個證據,就是頻頻要求政府高層表態。在集權國家如中國,當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了算。但是在民主國家,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讓我們舉英國脫歐之例做說明。

 

2016年上半年,英國首相(那是英國的「國家領導人」)卡麥隆(David Cameron)多次表示,他反對英國脫離歐盟,他也相信大多數英國人希望留在歐盟。但是英國究竟要不要脫歐,不是卡氏一個人說了算,英國有它的憲政機制。儘管英國首相一再表明反對脫歐,後來2016年六月的脫歐公投卻有 51.89% 的英國公民投票贊成脫歐。媒體分析,卡麥隆首相的表態在憲政體制之下不但沒有意義,甚至也許還有反效果。

 

三、民主決策的約制謬論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會見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時說,「老祖宗留下來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當然,這又是以「民族主義」為基調的觀點。在「鴉片戰爭兩百年屈辱」的陰影之下,土地與主權都是列強帝國主義覬覦的標的,退讓就是羞辱,就是對不起老祖宗。所謂歷史必然,其實是民族主義鬥爭對於「領土主權完整」的終極期待。《告台灣同胞書》這一番論述固然禁不起邏輯檢證(老祖宗是夏商周、南北宋、還是元明清?又哪一位老袓宗曾經在南海占礁填島?),但是我們在此要質疑的是:老祖宗如何能約制後代子孫的民主決策?
 

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成立,英國不是成員。經過了三次的爭取,英國終於在1973年成功加入。後來,英國國內爭吵不休,終於在1975年舉行了第一次公民投票,以 67.2% 決定留在EEC。1995年EEC改制為歐盟,英國還是留下來,但是不加入1999年的歐元區。如此吵吵嚷嚷到2016年,也許由於中東與非洲難民等紛擾,終於執行了「脫歐」公投。至此,英國人民背棄了他們老祖宗43年前的決定。到了2019年初,由於脫歐條件談判不順,英國國內又興起「二次公投」呼籲,由公投結果重新決定要不要與2016年的「老祖宗」同一陣線。
 

永續發展概念下的民主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民主是指「每一代」人的自主決策,而每一代的人都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做決定,那麼當代與未來之間,有什麼銜接呢?難道當代人的民主決策,都對後代沒有影響?我們都關心未來子孫,但是又不能干涉未來子孫的決策,那政治決定該怎麼做呢?

 

環境經濟學或是永續發展經濟學的討論,應該能夠給上述問題提供一些提示。著名的布蘭特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對永續發展的定義廣為各界接受,原文是這樣描述的:永續發展是「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永續發展,就是要在這一代追求福祉的同時,不減損未來世代追求他們福祉的機會。就政治決策而言,任何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決策,都不應該減損或是犧牲未來世代的決策空間。
 

前述永續概念的政治決策論述,是一種跨世代永續民主的理念。政治人物或政黨當然有他們當代選民的訴求,但是任何當代的政治決定,不能以「限縮未來子孫政治選項」為代價;若然,則當代人就形同在限縮未來世代的決策空間,犧牲了未來世代的民主。舉例而言,「終極統一」或「終極XX」的論述,就限縮了未來子孫「不要統一」或「不要XX」的民主選項。這樣限縮未來世代民主選擇的訴求,不符合永續民主的理念,也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就兩岸關係而言,台灣每一個世代的政治人物,都應該要努力維繫、拓展、不減損未來世代的決策空間。如果我們不同意被「老祖宗」約制,我們也就不應該期待自己這一代是「終極決定者」,約制未來子孫的意志。當然,每一個世代的民主決策,必定是不受外力脅迫的獨立自主體制。任何武力威脅的壓制,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永續民主怎麼看待九二共識?

 

如前所述,在永續民主的概念之下,不論是我們這一代或是未來子孫,都不可以強加任何政治決策的外在束縛,否則「不准向左轉,只能直行或右轉」的民主,就是假的民主。習近平主席所定位的一中各表是「兩岸同屬一中,謀求國家統一」,這顯然是限縮未來子孫的選項。這樣的一中各表論述,違反了中華民國永續民主的核心理念。台灣政治人物如果真正尊重民主價值,就難以接受這種「一中各表」。
 

當然,如果不強調「謀求國家統一」的未來必然性,不去限縮未來子孫的選項,而把「一中」描述成文化血緣的歷史淵源,這樣的論述就比較沒有「約制必然性」,而像是一個歷史血緣傳承的認同訴求。有些人強調這個傳承,藉以舒緩對岸極權民族主義者的衝動。這就只是策略面的選擇,而不涉及民主的核心價值。

 


在永續民主的概念之下,不論是我們這一代或是未來子孫,都不可以強加任何政治決策的外在束縛。(湯森路透)

 

就歐盟歷史而言,中東與北非的難民改變了歷史曲線,英國也就改變了留在歐盟的決定;這裡面完全沒有「留在歐盟」的歷史必然。歐盟沒有民族主義的陰影,即使對英國脫歐再不爽,也頂多只能在邊境檢查、關稅減讓表等跨境事務面表示意見,而不能對英國的民主機制置喙。在民主體制裡,人民透過憲政機制做出來的決定,不需要被任何歷史條件所限制。

 

永續民主的防衛機制

 

憲法學上有「防衛式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概念,容許立法禁止「希特勒式的內造非民主」,亦即利用民主制度的內造寬容,創建一個獨裁體制,結果卻剝奪了未來的民主。兩岸之間也可能有類似的問題,例如這一代人如果透過公投決定統一於一個獨裁體制,於是後代人就再也享受不到民主。這樣,就像是這一代人嚴重限縮了未來世代的自由選擇空間,當然違反了永續民主的理念。
 

從永續發展的經濟角度,「不限縮未來選項」可能是透過立法規範(例如種種綠色能源法規減少暖化速度),也可能是道德的自制(例如呼籲綠色生態,不使某些物種滅絕)。就兩岸而言,為了避免決定台灣未來走向的公投變成內造的非民主,某種立法限制應有其必要。這要怎麼立法,需要大家集思廣益。

 

一種可能的做法,就是在憲政制度下規定:「台灣與任何國家統一的公民投票,必須要以該國(甲)在法制上容許未來以公投方式脫離、(乙)在實務上曾經實踐公投脫離者為限」。立法上我們可以採取較寬鬆的(甲),或是較嚴格的(甲)+(乙)。基本上,(甲)或(乙)都是要確保未來子孫的民主選項依然存在,也是「防衛性民主」的理念實踐。

 

台灣政治領導人的民主論述

 

如前所述,兩岸之間的根本差距在於「民主」,而不是「民族」。只有在受民族主義陰影籠罩的集權中國,才會逼迫台灣的總統或行政院長對九二共識表態、強迫應考答題、要求提出類似「兩岸一家親」的替代論述。民主台灣,絕對要嚴正拒絕這種民族主義式的壓迫,堅持我們的民主立場。一句網路上源起不詳的永續發展論述,可以做為本文的結尾:We did not inherit the earth from our ancestors; rather, we borrow it from our children. 永續民主看重子孫綿延,而不是祖宗成法。

 

初稿記於2019年2月12日

修訂於2019年12月24日

 

※本文摘自《牧羊人讀書筆記》(朱敬一著,印刻文學)。新書訂於5月4日出版。

 

 

【關於本書與作者】

 

朱敬一,身上掛滿總統科學獎、中央研究院最年輕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等無數學術勲章。他是國際知名經濟學者與人口學者,卻也擔任過台灣的科技首長、駐外大使,跨足經濟、科技、外交領域;這大概是古今中外僅見的資歴涉獵。他派駐WTO大使期間 (2016-2019),適逢美中貿易與科技的激烈衝突,這又恰是朱院士經貿與科技專業所能發揮的戰場。朱大使認為,廣泛閱讀是創意外交的根本;唯有知識,才能豐厚外交官的涵養與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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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院士擔任我國駐WTO大使三年多來,以靈巧彈性的「非典型」外交屢創新局,如「蘭花外交」、「書法外交」等,成功跨越語言藩籬,提升台灣形象。超越框架束縛的應變力和開創性,來自龐雜大量的深度閱讀,駐WTO三年期間,他讀了超過三百本書,不是僅僅翻閱,而是通透理解,並且為每本書寫下百餘字至八千字不等的書評,電傳WTO駐團所有同仁,逐步建構團隊的專業素養和戰力。


本書收錄朱敬一大使精選的25篇重磅書評,涵蓋思想、歷史、經濟、政治、貿易、生物、科技和中國研究等,涵蓄多元、雜融百家面向。閱讀不僅是知識涵養的基本功,亦是談判攻防的前置作業,全面理解書寫脈絡,回饋犀利批判,避免落入似是而非的數字陷阱或狹隘史觀的圈套,尋思因地因時因勢的應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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