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武漢肺炎確診人數迄今超過五十餘萬，而過去三周申請失業救濟金的勞工以有1700萬人之多，占美國就業人口的10%，創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新高。同時國際貨幣基金對全球經濟年成長率預測由原先3.3%下修為-3%，確切數字需視疫情何時結束。

經濟活動體現在社會所有交易上，任何交易中財貨(商品或服務)買方的支出就是賣方(個人或企業或政府)的收入，支出創造收入，收入再創造支出形成完整的循環帶動經濟持續前進。經濟不景氣時某些部門的經濟活動受到衝擊致使支出減少，其他部門收入亦跟著減少，經濟前進速度就會慢下來，但不至於停頓。此次武漢肺炎引發嚴重的疫情，多數民眾為了避免被感染或因政府宣佈封境或封城，停止需要「接觸」的交易行為，不旅行、不逛街、不外食、不上診所、不去剪髮，或延遲購置汽車或房地產，人不出門，店就無法開張。服務業、製造業、建築業賣方收入大幅減少，甚至沒有收入，一旦支出／收入／支出的循環無以為繼，經濟活動就彷彿按下暫停鍵，形成骨牌效應大肆破壞交易進行。

其次，美國失業救濟金請領人數為何是確診人數的35倍﹖美國企業面對不景氣或經濟危機時，通常採取解雇勞工的做法。經濟活動處於暫停情況下，企業勢必關廠，不少勞工為避免被感染離開職場，失業人數當然快速增加。反觀，歐洲主要國家的政府則是要求企業採取縮短工時或減少每週工作日數，讓勞工保有現有工作，由政府支付勞工部分甚至全部薪資。歐洲模式優點是經濟不景氣過後，企業可立即恢復正常雇用，生產不易受到影響。這說明了：歐洲國家總確診人數不比美國少，但新增失業人數卻遠低於美國。若疫情無法短期內結束，歐洲模式會造成政府財政沉重的負擔。

這兩種模式都試圖解決失業期間，個人與家庭生計問題，只是採取的政策不同而已。任何大型紓困案不能只注意到企業的紓困，忽略勞工的生計，這也是美國行政部門原先提出的大型紓困案被參院否決的原因。

台灣武漢肺炎的疫情較其他國家輕微，不同性質的企業受到不同程度干擾，企業收入減少，支付各種費用(員工薪資、利息)的能力跟著下降。為協助企業渡過難關，政府提供3500億元紓困貸款，行政院蘇院長指示辦理紓困貸款時，金融機構「要快一點，要寬一點，要方便一點」。此項指示固然讓企業能在最短期間內取得維持營運所需資金，無可避免的，政府與金融體系亦將承受此項政策所衍生的風險。為讓此項政策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政府應要求接受紓困貸款的企業採取歐洲模式，減少勞工的工時或工作日數，不得解雇現有勞工，由政府與企業共同負擔勞工薪資，讓勞工及其家庭生計得以繼續，亦即企業紓困不僅保企業，更要救勞工。

受創最嚴重的服務業，無論是受雇勞工或自營工作者，政府都應給予必要的協助，因為他們大多屬於所得最低20%的階層，長期以來儲蓄能力嚴重不足，很難獨自應付如此巨大的變化。政府對自營工作者現已祭出三個月每月一萬元的生活補助，補助金額不到基本工資的一半，要他們維持生計顯有困難，政府應考慮提高生活補助金額，與其他勞工一致。此外，台灣地下經濟活動一向活躍，從業人口數目龐大，政府不能因所從事行業而有不同協助。此次武漢肺炎對社會次序以及經濟活動的破壞屬於全面性，中低所得階層受創尤為嚴重，政府對此階層個人及家庭應展現特別的關懷，讓有階層裂解傾向的台灣社會能因此次疫情而獲得適度彌合。

最後，政府宜開始思考武漢肺炎疫情結束後，台灣經濟如何重新啟動，它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再按一次暫停鍵，順序或方法錯誤，可能事倍功半。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