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加坡第一夫人何晶（總理李顯龍的夫人）在臉書上以「Errrr」回應臺灣捐贈新加坡口罩一事，引發臺灣新加坡兩地傳媒和網上的罵戰。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跟著批評「臺灣網民對譚德塞種族歧視」，進一步引發罵戰。

何晶此擧表達對臺灣的不屑

毋庸置疑，何晶此擧表達對臺灣的不屑，這是她此後如何「洗白」都無法否認的。她這樣做的直接原因，或正如有人說：新加坡有口罩生產廠家在臺灣，但口罩被臺灣統一徵用管制，所以屬於新加坡生產的口罩反而無法自由地運囘新加坡。應當承認，出現這種情況確令人惱火，正如在中國生產的美資口罩製造商，在前幾個月無法把口罩運囘美國一樣。

但過於注重這種直接原因，反而容易忽略了事件背後更深刻的背景，即臺灣和新加坡之間的直接競爭關係。具體而言，在香港倒掉之後，臺灣和新加坡將競爭「第一中西代理人」的角色。對一些國家而言，在民族主義高漲和脫鈎化的年代，類似競爭或會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

無論對中國大陸政權持何種政治見解都難以否認，雖然中國還戴著「發展中國家」的帽子，現在中國已成爲世界數一數二的國家。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人口（雖很快會被印度超越）、全球第二的GDP，世界第一製造業產能，世界第一對外貿易額，數一數二的消費市場，正在力爭上游的科技發展，還有名列世界前列的政治外交軍事能量。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在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係中佔據重要地位。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中西關係就依賴「代理人」。西方和其他文明交往中，代理人通常必不可少，但很少像中國一樣，需要發展出一個專門的地緣政治實體作爲代理人。

香港曾是唯一的中西代理人

代理人的雛形是貿易港。中國歷史上長期只開放少數貿易口岸。廣州是唯一在大部分時間都開放的貿易港。泉州在宋朝一度超越廣州，但到明朝「倭寇之亂」，廣州重新佔據貿易港首位。到了滿清中期，廣州還成爲唯一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廣州原先是綜合貿易港，在明朝中期一分爲二，面對國内貿易的角色繼續留在廣州，海外貿易的第一站從廣州的外港黃埔港移到澳門，但代理人依然在廣州十三行。鴉片戰爭後，英國獲得香港這個殖民地，各國在中國也獲得租界。香港和上海租界取代廣州成爲最大的代理人。中共建制後到九十年代之前，香港是唯一的中西代理人。

現在代理人的意義不僅在於貿易中介，還包括文化和政治。這種角色的需求是雙向的。

西方國家認爲中國龐大、複雜、與西方文化異質程度太大，不可靠，很難直接打交道，於是要找一個能和中國溝通，又能和西方同聲同氣，獲得西方認同的代理人。這個代理人要「即像中國，又不中國」。基於中國政治和法律的現實，代理人還必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最好還是地理上獨立的實體），是不能被中國管轄或至少不被中國直接管轄的「法外之地」，作爲進軍中國的橋頭堡。

代理人必須「既像中國，又不中國」

對中國而言，這種代理人也是有意義的。中國同樣需要一個「既被中國影響（最好能實際控制），又能看上去不是中國」的實體，以便和西方打交道。前兩周，香港鳳凰衛視記者在採訪美國總統川普的時候，當被問到是不是中國記者，她不顧「一國兩制」，說自己是香港記者，不是中國記者。此後，又有受僱於中國上海東方衛視的臺灣記者，不顧「一個中國原則」，說自己來自臺灣，不是來自中國。這兩個例子直觀鮮明地點出了香港和臺灣這種「代理人身份」的奧妙。當然，同樣重要的還有在貿易、金融和科技輸入等領域的帶來的便利。篇幅所限，不詳細分析。

毫無疑問，在現代史上，「第一中西代理人」一直是香港。香港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太優越。它最接近中國大陸，但有非常容易封鎖的邊界；香港人大部分都是華人，但以廣東話為交流語言，有相當的獨立性；它保留大量中國文化傳統，但被殖民統治一百多年，又加入了西方文化和政治元素，特別是西方的普通法；在1997前，它被英國直接管治，在1997回歸後也有「一國兩制」以保持在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上的相對獨立性；在貿易中心之外，香港還發展成爲國際金融中心。

雖然一再有輿論鼓吹上海、深圳等能取代香港，但兩地都處於中國的直接管轄下，先天性地缺乏了「中西代理人」的前提。是故，香港GDP占中國的份額雖然一直下降，但重要性並沒有減少。

但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的代理人角色賴以成功的因素不斷被削弱。2009年開始湧現的本土主義思潮完全否認香港人是中國人；中聯辦、港澳辦和全國人大不斷介入原先被看作香港内部事務的政治議題；2014年政改失敗讓很多人相信中國承諾的最終實現普選已沒有希望；2019年的「修訂逃犯條例」令很多香港人感到連一國兩制的最後一道防綫「法律區隔」都將失守；2019年六月份後「逃犯條例」引發的持續至今的大規模社會暴動，和過半數香港人對政府的全面抵制令香港再也不可能回復到以前；美英等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態度也已轉變。

現在世界風向雖從全球化向脫鈎化逆轉，但西方國家和中國互相打交道依然必要。甚至可以認爲，如果中西因脫鈎化導致直接交往減少，「中西代理人」的角色更大有可爲。

香港代理人角色注定難以為繼，最大的得益者是臺灣和新加坡。香港曾經與新加坡是「雙城競爭」，臺灣同樣和香港「港臺並稱」。作爲游離於中國中央政權之外的主要華人社會（澳門体量太小不值一提），在1990年代初兩岸關係解凍和中國新加坡建交之後，兩地成爲潛在的香港替代品。

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爲主的社會，華語也是主要的通用語言，但比香港更加國際化，它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曾是英國在東南亞的統治中心，現在又是獨立的英聯邦國家，還有東盟國家的地位加持，還是現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而言，新加坡的缺點在於新加坡是主權國家，長期腳踏兩條船，不那麽好控制。但新加坡政府高度實用主義，經常會自覺地配合中國議程。

台灣相對於新加坡的利基

臺灣是另一個華人爲主的社會。對西方而言，臺灣同樣處於重要的海道上，民主政府和法律體系都獨立於中共之外。雖然其政治法律體系沒有英美法律普通法傳承，但同樣是真正的法治體系，保障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是中共的「法外之地」。對中國而言，臺灣距離中國更近，民族比新加坡更單一；目前憲制上還認爲自己的是「中國的代表」。雖然社會台獨意識濃烈，但與早已建立普遍「新加坡人」意識的新加坡相比，臺灣人對中國認同感的更大，社會中還有很多人非常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更重要的是，臺灣的高科技製造業優勢大於新加坡。在「兩岸一家親」的年代，臺灣是中國繞過西方技術輸出限制而獲取西方技術的重要途徑。可以說在理性分析下，如果臺灣保持「不統不獨」的「現狀」，對中國而言是最好的「代理人」選擇。

在美國制定香港人權民主法後，香港地位岌岌可危。新加坡和臺灣固然都有自己原先的定位，但如果能「更上一層樓」，取得「中西第一代理人」的身份，當然是一塊「肥豬肉」。因此，原先各自和香港競爭，以後就或是直接競爭的對手。

臺灣社會現在主流反中國情緒濃烈，因此未必感受到這種變化。日前，美國宣佈google用的跨海底電纜將以臺灣為連接點，而非香港。臺灣輿論一般認爲這是「美台友好」的標誌，但並沒有太多人論述，美國建立海底電纜並非美國要和臺灣連接，而是把臺灣當作第一中轉站，歸根到底還是要和中國連接，而非隔絕中國。可以說，這正是「中西代理人」的角色之一。該消息在香港引起震動，因爲它是美國放棄香港作爲第一中西代理人的明顯信息。

誠然，正如有分析所言，臺灣和新加坡的產業並非完全競爭的關係。但在這個問題上，關鍵之處不在於具體的產業，而是一種國際定位，一種國民心態（mindset），以及一種國際觀感（perception）。

即便臺灣沒有感受到這點，新加坡也「春江水暖鴨先知」。新加坡在李家統治下，小國外交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對國際氣候變化極爲敏感。何晶作爲第一夫人，親自上陣，親自部署，在國際輿論打擊臺灣，應該理解為臺新即將展開的直接競爭大背景下的一招。可以預期，以後的衝突陸續有來。此外，新加坡這次通過聯合早報對臺灣發動輿論戰，又牽涉到很有趣議題，筆者有機會再詳細分析。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