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傳》分上、中、下三冊，是一套非常長（一千兩百五十頁）、非常好的書，非常值得推荐。

對中國共產黨，你了解多少？

長久以來，我一直覺得自己讀了不少中國共產黨的相關書籍，算是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但是讀完《趙紫陽傳》，尤其是其中關於1950年代、1960年代的詳細文獻，記述土改時期鬥爭地主、虐殺地主（至少兩百萬人死亡）、大躍進時期農業增產虛報引發的大饑荒（死亡至少6000萬人）、文化大革命時期天翻地覆的災難等等細密文字，我才了解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還不夠。

我的了解不夠，恐怕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了解就更薄弱了。這種了解不足，坦白說對台灣是非常危險的。我認為所有10職等以上的簡任行政官員，都應該讀一讀《趙紫陽傳》，算是對兩岸關係的惡補。

我曾經描述，毛澤東像是得了「鬥爭症候群」的一個病人，一生都致力於以各種名義鬥爭他人，鞏固自己的權力，人民死傷千萬完全不當回事。在毛統治中國30年後，中國共產黨上上下下都已經沾染了鬥爭之毒，批鬥他人的理由永遠不虞匱乏，信手拈來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躁進主義」的帽子，鬥爭永不疲勞、絕不手軟。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台灣很難跟這個國家打交道。

史料搜集極為周全

《趙紫陽傳》這本書由中國記者盧躍剛執筆，引讀史料非常豐富，幾乎把趙紫陽從政四十年所有講話、開會的紀錄，全部挖出來檢視。許多讀者可能會對這些瑣細資料嫌煩，但是你如果稍微了解共產黨、了解最近幾十年的中國政治鬥爭，你就可以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年，高層政治人物全是在鬥爭陰影之下存活；他們的觀察風向、表態精準、用字遣詞仔細拿揑、文稿意涵掌握定調，都是政治鬥爭的必要手段。

《人民日報》社論一個詞𢑥代表什麼意義、《環球時報》的表態想要傳遞什麼訊息、國台辦記者會稿的一個稱謂又代表什麼眉角，全都有複雜的政治詮釋。唯有挖出史料，研讀前因後果，才能正確理解中國政治。

作者盧躍剛在不少地方提醒讀者趙紫陽寫作的關鍵詞：文章中不斷出現「但」、「但是」，就是在做防衛性辯護，謹慎地立於可迴旋之地，伺機尋找突破。文章中出現「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已經找到突破缺口，但是不能明目張膽，只能給予一絲絲例外的空間。從中共建國的1949到文革結束的1979之間，中國根本就是一個烏煙瘴氣、天怒人怨的環境。任何雄才大略的人，在毛澤東這隻狂犬病患者的領導下，都只能機巧地、苟延殘喘地存活。趙紫陽就是例子。

趙紫陽的能耐，就是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展現：他在這種惡劣至極的環境下，還能在滑縣做出一點「小確幸」的成績，令毛澤東、周恩來刮目相看。趙紫陽即使抗命，都還能抗得不著痕跡，讓毛與周欣賞此人。中央政策錯了，趙在地方要如何陽奉陰違？中央要地方猛下殺手，地方要如何在自保的前提下小踩煞車？這，可不是簡單的功夫。

大動亂時代，留一絲命脈

前述中國陰柔隱晦的咬文嚼字功夫，其實到今天都還沒有結束。例如鄧小平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十字路口，「開左轉燈向右轉」的故事，在中國幾乎是婦孺皆知。明明是搞市場化、自由化，但是在毛澤東數十年淫威壓力下，即使老傢伙死了，就是沒有辦法挑明了講，只好拚命在文字上琢磨「差異」。

分明是私有財產，卻偏偏要用什麼「包產到戶」去形容；分明是家𥚃私養了驢馬，卻迂迴說「交通工具不算財產」；分明是在搞自由化，卻堅決反對自由化；分明是在走市場經濟，卻說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我認為，這種耍嘴皮嚼文字的功夫，不但官員爐火純青，也滲透到庶民的生活。我們經常聽到的順口溜，就是耍嘴皮嚼文字的嘻鬧版。

趙紫陽垮台是1989年的事，迄今已經30年。今天的局勢與30年前相比有兩方面大差異。第一、中國的經濟實力今非昔比。三十年前，中國的GDP為四千五百六十億美元，不到美國（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億）的十分之一；但是到2018年，中國的GDP是十三兆六千零五十億，為美國（二十兆四千九百億）的65%。中國的國際經濟實力強了，它的政治氛圍與決策模式，當然更值得台灣關注。

第二、三十年前還能在中國呼風喚雨的老人（鄧小平、陳雲、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等）如今皆已入土。這些老傢伙都是打過仗、殺過人、經歷過文革、見識過毛澤東病態的人，心理上觀念上思想上都完全沒有國際觀，一腦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緒。他們作古了，時代總是正常了一點。

時代改變，僵化依舊

舊石器時代的老人死了，兩岸關係有和緩一些嗎？恐怕未必。這裡的關鍵，就在「無產階級專政」、在於「共產黨指導主宰一切」的集體主義與集權主義。這個體制才是萬惡之源，才是中國清洗維吾爾族、鎮壓西藏、壓迫台灣的根。趙紫陽曾經想用他熟悉的圓滑技巧，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大帽子底下，開拓「法治民主」的道路，無奈功敗垂成。於是，中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人說了算」。集權專政的特點是：最後的決定權一定收在一個人手中，三十年前是小鄧，2019年則是維尼熊。

集權專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歐美民主國家的「純粹市場經濟」究竟孰優孰劣？趙紫陽三十年前顯然相信市場經濟、相信民主法治，嘗試往自由民主悄悄挪移。但是中國最近三十年快速追趕，拉近其與美國的距離，又令一些人懷疑：是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是新加坡的「家父長式市場經濟」，比歐美民主經濟更好？更有優勢？更有效率？

趙紫陽雖然有心走上西方民主經濟之路，但是他的嘗試沒有實踐的機會，大環境被天安門學運打亂了。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歐美市場經濟孰優孰劣，我在此無法詳析。簡單地說，川普上台後的美中形勢，與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時期完全不同，需要不同的思考與分析。川普的企圖，似乎是要與中國玩一場「圍堵」之賽局。「圍堵」原本是1950年冷戰時期的概念，由凱楠（George Kennan）所提，被國務卿艾其遜（Dean Acheson）採納。但是當年的圍堵是地緣政治面的，21世紀的圍堵卻是經濟面的。將來美中鬥爭誰主沉浮，至少還要20年才能看出端倪。

六四事件扭轉了一切

就六四事件而言，盧躍剛認為趙紫陽處理天安門學運是不及格的。他高估了自己的地位與實力，低估學生運動十幾萬人的複雜，也錯估了老軍頭不把人命當命的狠悍。毛澤東向外賓介紹鄧小平的句子是：「你別看他個子小喔，他可是殲滅過百萬國民黨軍隊的喔。」百萬人命都可以殲滅了，幾萬學生又算得了什麼？趙氏處理過不少抗爭，也都遊刃有餘。但是1989年學生運動顯然不同，趙紫陽沒有看清楚局勢。

趙氏如果沒有前述低估、高估、錯估，真的要保護學生，真的要少流血，就只能自己「及早」處理學運。等到學生絕食、調性越拉越難收拾，就只有鄧小平軍隊出手一種結局了。

雖然趙紫陽危機處理的判斷失準，但是我相信他是過去七十年極少數還有人本思想的中國共產黨高官。從河南滑縣書記，到廣東、四川書記，經歷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趙紫陽始終堅持「最小傷害人命」原則。他約束殺虐地主、把人民公社大鍋飯規模做小、在大饑荒中儘量給人民活路、在嚴重左傾的政治氛圍下開一點自由自主的善門、在僵化框架𥚃努力試點突破，他真是努力「在獵戶隊伍中吃肉邊菜」。
 

這樣的善念與積極，在一片肅殺的集權環境中，彌足珍貴。可惜在六四屠殺之後，唯一還有善念善心的政治人物，也下台軟禁、去世了。將來的中國政治，令人難以樂觀。

※本文摘自《牧羊人讀書筆記》（朱敬一著，印刻文學）。新書訂於5月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