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但是反彈聲浪不小。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南巡講話」，中國的改革開放才開始大步向前走。但是究竟什麼是「改革開放」？這裡有不少值得探討的問題。

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談起

我們純粹從表象觀察，改革開放，好像是「從原本集權規劃、吃大鍋飯、計劃經濟的體系，部分改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我們說「部分改變」，意指有些部門、有些產業、有些地區開始接受巿場經濟的運作法則，但是其他的部門或地區還暫未改變。

前述「部分改變」，其實是中國集權統治下，政治操作的不得不然。1976年毛澤東死亡，把中國搞得元氣大傷的文革才正式收場。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高層有翻天覆地的權力鬥爭，批鬥了「四人幫」。至1978年，鄧小平正式復出，才真正掌握權力，推動「改革開放」。

雖然鄧小平想改變，但是毛澤東統治數十年的中國，其官僚觀念、權力結構、大鍋飯思想，其實是根深柢固的，整個國家都還在「左」與「右」的鬥爭陰影下搖擺拉鋸。小鄧的改革，只能一步步來，而且要顧及大家的面子，對既有僵化觀念虛與委蛇。小鄧無論如何，得借共產主義這個「殼」，把他想做的事情「借殼上市」。

當時有人說要走資本主義路線，有人說要繼續社會主義路線，吵擾不休。1980年代北京流行這樣一個笑話：某個丁字路口，向右路標指通往資本主義，向左指通往社會主義。柯林頓到了路口，毫不猶豫右轉；葉爾欽到路口，考慮了一下，還是向右轉；鄧小平南巡也經此路口，他下車把路標對調方向，然後右轉。所以簡言之，中國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就是在走資本主義路線，但是身上還是揹了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殼。

中國與蘇聯經濟轉型模式差距

中國大陸從共產制度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的做法，與蘇聯、東歐極為不同。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導致蘇聯瓦解，東歐各國也向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東歐諸國之間或有國家大小不一、恩怨情仇複雜的情境差異，但至少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大國是比較相似的（兩國均統一久矣、原本都著重國防工業、國內的民族問題沒有東歐那麼嚴重），恰可做為比較的基礎。

中國當年的改革開放，是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什麼經濟學大師在後面下指導棋。鄧小平先是開放深圳等「特區」、「示範區」，小規模地實驗資本主義，讓習慣吃大鍋飯的共產社會逐漸接受，然後再慢慢擴大到不同區域、不同產業。但是俄羅斯與許多東歐國家，則在一大群國際貨幣基金會大尾經濟學者的指引下，大膽採用了完全不同的改革策略，稱之為「休克療法」。休克療法有三個重點，其一是快速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其二是儘速使價格機能開始運作，包括匯率、利率的自由化等；其三是減少政府支出，儘量維持財政平衡。

休克療法的三件事看起來都十分合理，也得到MIT、哈佛大學等經濟學教授費雪（Stanley Fisher）、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的大力支持。美國前財長桑默斯（Larry Summers）甚至聲稱，這些改革方向在IMF等主流經濟圈有相當共識，稱為「華盛頓共識」。有了這麼多大尾經濟學者背書，又有千載難逢的制度變遷機會（由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還猶豫什麼？幹吧！於是俄羅斯、東歐諸國皆採行了休克療法。當時，連諾貝爾獎得主史提格里茲持異議，都只能算是少數派，無法產生什麼作用。
 

於是，這個世界上發生了少見的「轉型」實驗，一個樣本是中共的「摸石過河」派，另一個樣本是蘇聯的「休克經濟」派。要實驗多久後驗收成果呢？十年、二十年夠了吧！實驗的結果是：不論就GDP成長或吉尼係數（所得分配不均度）來衡量，休克療法皆慘敗，中國大陸以成績論遠遠勝出。就以實質GDP成長來看吧，1989至2008年間，中國的平均年成長率為14.26%，而俄羅斯是5.51%，而後者前八年GDP甚至近乎腰斬；兩者相差懸殊至此，還能吵什麼？

經濟轉型過程中誰在獲利？

雖然中國與俄羅斯「由集權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模式不同，但是卻有一些共同點：轉型過程中，大筆大筆的利益流向極少數人的口袋。就「國家利益流進私人口袋」這一點而言，中國與俄羅斯恐怕都一樣爛。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的情況。在《出賣中國》一書中，作者描述中國各個階層的貪污、腐敗、尋租（rent-seeking）、黑道霸凌、官商勾結、竊取國產、徇私牟利等實例。就資料而言，這本書所蒐集完全來自「已經公開」之案件，或已起訴、或已司法定讞、或有大量新聞報導，正確性不容置疑。這些資料有不少數字，諸如刑期、賄賂金額、涉案層級等。我們由這些資料可以大略了解中國裙帶資本主義之嚴重，但是要論其成因、議其結構、預測其趨勢，除非自己曾經有涉案經驗，否則是不可能深入探討的。

如《出賣中國》書中所述，幾乎所有嚴重貪腐案件中，都有中國共產黨「地方黨委書記」涉入，可見這個黨不只是腐爛的一環，而且是腐敗的源頭。這麼腐爛的黨員高幹、太子黨及其裙帶，與當年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共產」的公平理想，其距離豈止以道里計？鄧小平南巡的時候說，改革開放就是要「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但是如果先富起來的都是共產黨高幹、太子黨，都是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都是徐才厚、薄熙來等黨的明日之星，那就是腐敗到了極點。

俄羅斯裡的 「普丁裙帶」

再回過頭來看俄羅斯的狀況。在休克療法之下，假設某甲原本是蘇聯飛彈工廠的廠長。現在，一切訴諸「市場」。公開市場上當然不會有「飛彈需求」，你要某甲及其員工怎麼辦？休克療法若強行解雇某甲，當然就逼出一批「軍方退休黑手黨」，廠長是老大，員工是幫眾。在解散飛彈工廠之前，他們最可能的做法有二，其一是以種種理由扯改革的後腿，其二是用種種方法掏空「飛彈公司」，圖利自己。例如，把飛彈做小一號，賣給中東恐怖分子；或是把飛彈的導航改成汽車的GPS，與蘇聯軍事衛星連結導航，然後在市場出售GPS圖利，利潤全入私人口袋。就這樣，蘇聯解體十年之後，經濟確實近乎休克，其高科技武器公司確實轉為生產民用商品，其所有權全都落入高官裙帶之手。

2016年，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被揭露，上面記載了一拖拉庫的海外註冊的避稅公司，包括許多俄羅斯科技公司。這些資料彙集成書，就是《金錢密界》。從記錄上看，這些科技公司股票最大持有人居然是一名俄羅斯大提琴家。大提琴家投資科技股票？不是的。記者判斷，他應該只是普丁的「人頭」啦！

不論是休克療法或是摸著石頭過河，都一定會產生裙帶資本家，使他們完全不經市場淬鍊就一夕成為巨富。休克療法一次釋出一拖拉庫的利益，摸著石頭過河則是一步步慢慢地釋出。就裙帶經濟而言，這兩種模式恐怕是難兄難弟，差不多爛。

此外，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是從地方、鄉鎮一個個試點，所以腐敗是從地方逐漸往中央擴散，像是「皮膚炎」。但是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卻是中央／地方一起市場化，貪腐處處，像是「淋巴炎」。炎症蔓延的速度越快、部位越大，所造成的貪腐就越重。所以整體而言，俄羅斯的貧富不均遠比中國嚴重，這也是《世界不平等報告》一書呈現的結果。

摸著石頭過河 = 試點

小鄧當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案，後來就逐漸成為中國的「試點」-- 在某個縣、某個特區先試試看。「試試」並不見得是要看出什麼負面後果，而是要安撫中國共產黨裡的保守派，免得他們反彈。在1980年代，中國連「某甲聘僱七個員工」這種小事，都有人質疑可不可以。在傳統共產黨的觀念裡，某甲聘人，那麼甲就是資本家，被聘的人就是勞方，那就是走向資本主義，甲就是小資產階級，隨時可能被批鬥。這樣的試點一步步往前走，摸著石頭站穩下盤，鄧小平才沒有被中共內部的保守勢力擊垮。

有人對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改革開放頗多讚許，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文革之後的中國，幾乎像是一個人身體虛到極點、營養爛到極點。如果醫生、營養師把這樣一個廢人養好養壯，不能說這醫生、營養師沒有功勞，但是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是什麼樣的制度、體系，能把一個人糟蹋到這種程度？

我們不能只看過去30年、40年中間的經濟成長率，而要問：為什麼中國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GDP還是那麼低？我的看法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的好，而是毛澤東及其主控黨國，活生生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延後了30年，在1949年到1979年之間，諸政敗壞，國事糜爛。正因為基礎太爛太差，也才有鄧小平1979年之後的揮灑空間，這又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將來如何呢？

普丁當俄羅斯總統，從2000年迄今，已經20年了；習近平當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已經八年。這兩個共產黨執政的樣板國家，雖然都已經實質走向市場經濟，但是都還是揹著「社會主義」的殼，都在國內實施集權統治，都有極為不平等的財富分配，都有一整掛的高官裙帶貪腐，領導人的任期都是沒完沒了的「帝制」，都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不論是休克療法或摸著石頭過河，結果都是半斤八兩。

也許更根本的問題是：集權國家的集體主義，其國家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誰來決定這個目的？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河的對岸是什麼？如果集體主義在邏輯上就定義不出對岸，那麼怎麼過河，又有什麼差別呢？

2002年我做國科會主委，廢掉了幾位生命科學大院士在國內行之有年的「期刊評點加分制」。這個制度為了鼓勵大家發表在知名優秀期刊，少登二、三流期刊，而設計出計點加分制，非常僵化，也有一些流弊。我當時引用《金剛經》一段話：「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以為說理。普丁與習近平都不知道「彼岸」究竟為何，所以捨不下統治工具、捨不下集權、捨不下一切。俄羅斯與中國的前景我都看衰，因為集體主義就是對「彼岸」講不清楚，說不明白。竹筏造得再好，又有何用？

初稿記於2019年3月2日

修訂於2019年12月23日

※本文摘自《牧羊人讀書筆記》（朱敬一著，印刻文學）。新書訂於5月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