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中國疾控中心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送來的環境樣本中檢出大量2019新型冠狀病毒。(湯森路透)
回到新冠肺炎全球爆發最早一幕可知,新冠肺炎在中國最早爆發,其成因固然有一定的自然因素,但也有社會因素,而社會因素和中國政府不無關係。
新冠病毒如何起源在科學上還沒有最終結論,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但在科學界最容易被人接受的説法是「武漢野生動物傳播說」。這有兩個要點,第一,肺炎源頭在武漢,最早在武漢爆發。第二,肺炎是「動物傳人」,而且發生在武漢。
新冠肺炎從哪裏最先爆發呢?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根據時序,肺炎最早在武漢爆發是個不爭的事實。
只是從二、三月開始,陸續有中國陰謀論指責「外國才是新冠肺炎的發源地」,它們當然經不起推敲,但也需要辨明。
絕大部分中國炮製的陰謀論都把矛頭指向美國。一種陰謀論認爲美國從去年年底開始的冬季流感,很可能就混有新冠肺炎,指責美國才是新冠肺炎的源頭。但這種陰謀論很容易戳破。
流感和新冠肺炎有非常明顯的區別。從表面症狀看,呼吸困難是新冠肺炎特有的症狀(特別是重症),無論流感,一般的感冒和過敏都不會出現。從臨床診斷看,新冠肺炎病毒攻擊下呼吸道,於是CT照片中會出現「肺部花了」(即肺部纖維化)的特徵,流感主要攻擊上呼吸道,不會「肺部花了」。從生化檢測看,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差距甚遠,核酸檢測不可能混淆。從傳染特徵看,新冠肺炎和沙士相似,在傳染初期會出現大規模醫護人員(因疏忽大意)被傳染事件,流感不會如此。
在新冠肺炎在美國傳播後,固然存在把因新冠肺炎致死者誤以爲是流感的例子,但這只是個別例子,在時間上都比武漢爆發晚得多,在數量上也只是個例,主要原因是當時美國檢測新冠肺炎能力(因爲規定要送到疾控中心檢測)跟不上,完全和陰謀論指責不相干。
還有一種針對美國的陰謀論認爲,病毒是美國軍人在去年10月18日開始在武漢舉行的軍人運動會中「播毒」。論者的「證據鏈」是美國「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洩漏事件」,說參加軍人運動會的美軍就在這個實驗室附近集訓云云,還振振有詞地說當時就有五名美國運動員因「輸入性傳染病」而入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還在推特上推銷這個陰謀論,引發中美外交大戰。
這種陰謀論更不值一駁(但還要駁斥一下以免擾亂視聽)。屬於陸軍的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弗雷德里克,是生物武器和生物防禦研究設施。它的一些實驗室確實在去年7月因安全檢查(檢查發生在6月)而停止運作,11月才逐步恢復運作,但關閉原因不是突發的洩漏事件,而是美國疾控中心在例行檢查中發現一些安全措施不足夠,如基礎設施、人員培訓等沒有達到疾控中心的要求,於是要求部分設施整頓後才能重開。發言人強調,沒有任何病原體被洩漏出去,沒有員工健康受損,對當地不構成公共衛生威脅。如果病毒真是在「事故」中洩漏,何以當時當地都沒有聽説發生任何傳染病?
德特里克堡附近沒有其他軍事基地,說美國參加軍人運動會的軍人在當地集訓純屬「腦補」。事實上,美軍不太重視這种運動會,有沒有「集訓」都不一定。
在武漢方面,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也早就指出,那5名外籍運動員所患的輸入性傳染病均為瘧疾,而且從未透露五名外國軍人的國籍,說他們是美國軍人同樣純屬「腦補」。而且參加軍人運動會的軍人住在武漢市江夏區黃家湖畔,距離華南海鮮市場17公里左右。美國軍人又沒有吃野味的習慣,怎麽會跑到華南海鮮市場呢?
中國此後還曾指責意大利才是病發的源頭,還言之鑿鑿地指某意大利醫生說去年11月該病就在意大利流行了。這種斷章取義的説法被該意大利醫生形容為「教科書式樣的扭曲宣傳」。
毋庸置疑,武漢是新型肺炎的最早爆發地,那麽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傳播開來的呢?
最被普遍接受的是「野生動物傳播說」。即新冠病毒原先只存活在野生動物中傳播,其最早的源頭可能是蝙蝠,之後或轉移到一中間宿主,有說是穿山甲,有說是竹鼠,最後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生「動物傳人」,以致武漢成爲爆發原點。
這種傳播模式並非光靠猜。從流行病追蹤分析,最早的一批病人多數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接觸史,雖然現在有數據顯示,現時發現最早的幾個病例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但這不能否認華南海鮮市場是一個重要的傳染源頭,也不能排除「零號病人」(目前還未找到)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可能。從基因序列分析,幾乎可以肯定蝙蝠是最初的源頭,穿山甲和竹鼠身上也都找到了類似的病毒,而穿山甲和竹鼠都是華南海鮮市場上才能出現的野生動物。從沙士的經驗看,食用野生動物是沙士爆發的原因已經基本被肯定(只是具體哪种野生動物還有爭議),以此類推同為冠狀病毒的近親,新型冠狀病毒從野生動物市場傳給人相當可信。
中國香港科學家兼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袁國勇教授在《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一文中寫道:「流行病學研究明確顯示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為初期擴散點,病毒很大機會在場內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間宿主,再於中間宿主體內出現適應人體之突變,繼而出現人傳人之感染。」
動物傳人是自然過程,實屬不幸,但並非不可避免。如袁國勇所言:「沙士冠狀病毒於果子狸身上尋得,其後中國明確禁絕野生動物交易」。但「中國人完全忘記沙士教訓」,十七年來,「野味市場禁而不絕,而且愈趨猖狂」,讓「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的活野味市場立足於先進城市之中心」,大大增加了動物傳人的機會。
第一,中國早已有沙士(SARS)的教訓,也早就立法禁止野生動物交易,但禁而不止,野生動物交易長期存在。
第二,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有野生動物交易(比如東南亞有吃蝙蝠習慣,非洲有吃「叢林肉」習慣),但把野生動物交易市場設在城市中心卻不多見。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位於江漢區漢口金家墩地區,發展大道(二環線)、新華路交界,臨近建築包括漢口火車站、武漢協和醫院。武漢本身是「九省通衢」,華南海鮮市場又在火車站的附近,人來人往,危險性可想而知。
第三,華南海鮮市場「環境擠迫、衛生惡劣」,是病毒富集和傳播的溫床。2020年1月,中國疾控中心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送來的環境樣本中檢出大量2019新型冠狀病毒。
雖然現在中國輿論開始為食用野生動物辯護,說最早「不一定」從華南海鮮市場爆發,也「不一定」從野生動物傳給人。但疫情發生後,中國全國人大很快就出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立法,這正説明中國領導層的見解也和袁國勇雷同,否則何必急於立法?現在深圳和珠海也都全面禁止食用貓狗,嚴格取締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如果不是因爲新冠肺炎,又何必如此?
假設中國政府早在2003年沙士之後就痛定思痛,嚴格立法執法,是否能避免新冠肺炎瘟疫的悲劇,這很值得深思。
還有人認爲,在從山西發現的穿山甲發現新冠病毒,而這些穿山甲是馬來西亞走私過來的。所以「病毒起源」在馬來西亞,而不是在中國。姑且不論「馬來西亞穿山甲說」是否正確,以此幫中國推卸責任當然很荒謬,大家都知道,關鍵不在於這種動物是從哪裏運來中國的,而是在於,由於中國這種食用野生動物的習慣,讓武漢成爲「動物傳人」的發生地。
當然,還有人認爲病毒並非在華南海鮮市場「動物傳人」,而是在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研究蝙蝠冠狀病毒時因管理不嚴格而流出,特別指向以研究蝙蝠冠狀病毒出名的石正麗團隊。這點是否屬實,恐怕永遠沒有答案(除非找到真正流出的途徑,否則目前的説法都是靠猜)。
但萬一是真的,中國政府責任就更大了,至少要承擔兩種責任。第一,中科院病毒所是中國政府全資設立的科研機構,受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管轄。政府機構管理不善是一錯。第二,早有批評建立在城市中心的病毒所研究蝙蝠病毒是「瘋狂」的做法,在科學上也沒有太大必要,中國政府批准和資助研究這種過於危險的項目是另一錯。
順便說一句,石正麗本人看似支持「食用野生動物致病論」。在2月2日,她在朋友圈發文「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意思顯而易見。
※作者為文學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