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行病學來看，遏制新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莫過於爆發之初。這時受感染者數量較少，只要能盡力隔離被感染者，就能把病毒遏制在擴散之初。

新冠肺炎最早發生在中國，本來是整個人類對抗新冠肺炎的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在17年前發生過沙士（SARS／中國叫非典型肺炎），現在記憶猶新。很多醫務人員都知道沙士的危害，有警惕性。普通市民也有疫情期間自覺帶口罩的習慣（與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

第二，在沙士之後，中國修訂了《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條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方法》等一系列相關法規，建立了「直報」系統（即基層醫生理論上可以直接報告給疾控中心），規定了流行病預案。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在他帶領下，多次進行防止流行病的沙盤演練，就在2019年8月（事發前幾個月），中國還啓動過「非典」的演練。2019年3月，高福對傳媒說，「目前我國傳染病防控工作進展順利，國家傳染病監控網路運行平穩，中國不會再出現當年的SARS類似事件」。

第三，在過去17年，中國科技大幅度躍進，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其中生物醫學科技的進步（包括DNA測序和核酸檢測技術）和大數據管理更是顯著，它們在對抗流行病方面都非常重要。

事實上，中國基層醫生和科學家在疫情早期表現上佳。由於有沙士的經驗，一些武漢基層醫生在12月下旬就意識到有「類似沙士病毒」的疫情流行。有機構很早就檢測出類似沙士病毒的DNA。有中國科學家也很快就分離出病原體。有科學家很快完成病毒全測序。現在大概知道，從首例病人就診到被醫生意識到類似沙士病毒所引起，大概是兩個星期的時間（從12月中到12月底），再到分離病毒和全基因完成測序不到一個星期。這是一個相當值得稱道的成績。

可是，中國本來手持「好牌」，卻在疫情初期「好牌打爛」。

「好牌打爛」關鍵原因

關鍵原因是，武漢醫生和中國科學家不等於中國政府。相反，上升到醫院領導和政府官員的層次，就完全走樣。政府或出於維穩之故，千方百計地阻撓醫生和科學家「吹哨」，企圖嚴密封鎖真實信息。

首先，花費巨資（3千萬人民幣）建立起來的「網絡直報」系統，原先設計是2小時之内就可以直達疾控中心，卻被證明存在嚴重系統缺陷。由於這是新發現的病毒，在現有傳染病報告目錄中沒有，於是不能直報。直到1月20日，國務院把病毒定義為「作爲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之後，各地才可直報。於是，還是只能依賴傳統的層層上報模式。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缺陷是，雖然基層醫院能直報，但直報權不在基層醫生手裏，而在醫院相關科室手裏，醫院相關科室「講政治」，寧願先層層向上通氣而不直報。層層上報的流程操作有什麽問題，就是在醫院、區疾控中心、武漢市衛健委等關卡都卡住而無法上報。在這次事件中，被稱為「疫情上報第一人」的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張繼先醫生，在12月27日已上報醫院，醫院則上報區疾控中心，但疾控中心沒有繼續上報。總之到最後，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還是12月30日在微信上得知消息，這才在12月31日匆匆趕往調查。重金打造的系統在最關鍵時刻卻淪爲擺設。

直報系統無法工作，提供了武漢有關方面欺上瞞下的機會。武漢政府已知疫情，但他們還千方百計阻撓疫情公開。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當中要求各醫療機構及時統計不明原因肺炎病患的救治情況並及時上報，同時指出未經授權不得擅自發布救治資訊。

最早發現者之一「發哨者」武漢中心醫院急救科主任醫生艾芬在12月30日就意識到危機，第一時間向醫院公共衛生科等部門回報，結果被醫院監察科談話，受到「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說她「作為專業人士沒有原則，造謠生事，你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導致了社會恐慌，影響了武漢市发展、穩定的局面。」要求她不得外傳，也不能在醫院談論此事，連本院的醫務人員加強防備也不讓，怕影響不好 。

據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趙辰表示，中心醫院很早就發現了人傳人的事實，院方卻一直對醫生隱瞞真相，甚至阻止醫生進行自我防護，從一開始的慎重上報到「盡量不報」。

最早「發哨者」之一的武漢中心醫院急救科主任醫生艾芬，在12月30日就意識到危機。（中國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女士／網路圖片）

歷史會還一個公道

武漢協和醫院醫生回憶，指疫情剛開始，武漢冷處理，不允許公開談論，不允許接受採訪，臨床系統及疾控中心等的職員均受到管控，「整個就不讓說」  。連在醫院也不讓說的結果就是連醫生護士也不知道危險，於是發生大規模醫護人員被傳染。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是少數頂住壓力的醫院高層，他不停地向武漢衛健委報告疑似病例，多次被批評「政治覺悟不高」，但中南醫院就沒有發生大規模醫護人員感染事件。

除了醫院有關部門出面禁止「洩密」之外，政府還出動國家強力機構。公安「訓誡」了多名「吹哨者」，後來引起公衆廣泛討論，已犧牲的李文亮醫生亦在被訓誡名單中，而他不過是在一醫生群轉發信息，提醒各人注意而已。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報導：八人因網上散佈「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

廣州基因公司「微遠基因」12月27日即從樣本中檢測到類似沙士的基因片段 ，被通知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個案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個案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資訊，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這個指令據信是有關部門發出，其他單位也收到如此指令。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和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張永貞團隊最早在1月5日已完成病毒全基因組測序，卻公開卻被拒絕，最後在11日把心一橫，自作主張傳上國際公共服務器，第二天就因要「整改」而實驗室被關閉 。張教授說「歷史會還一個公道」，背後意味什麽不言而喻。

在中國疾控中心介入後，地方官員也是刻意隱瞞。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科學家的説法，疾控中心專家第二次（1月8日）到武漢後，並沒有見到高層官員，武漢當地醫生也沒有把病例如實相告，特別否認了醫護人員感染。最後，疾控中心科學家最後在電視上說出「沒有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讓大衆掉以輕心。

在武漢診斷方案過於嚴苛，規定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才能認定被感染，從而忽略了「人傳人」的可能。這個嚴苛的診斷方案出自誰之手有互為矛盾的報導，現在看來是疾控中心開始制定寬鬆的診斷標準，但武漢衛健委又收緊了。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田栩說，中心醫院在上級命令下，突然叫停了對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檢測，對大量湧入的可疑病人，院方不允許醫生在傳染病直報系統中將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報」，甚至將病人診斷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許的，只能診斷為「肺部感染」，大量患者的真實情況根本無法上報。

於是，中國雖有向公衆透露疫情信息，但武漢政府為順利進行「兩會」，對公衆瞞報疫情的確切數字，一再淡化疫情的嚴重性。特別是1月12日到17日，武漢每日例行疫情通報會上都表示武漢沒有新增數字。疫情長達近一周「原地踏步」 ，武漢肺炎成爲「愛國肺炎」（即只在外國發現新感染者）。

這段期間，武漢也沒有阻止大規模聚集，武漢人民如常生活，沒有戴口罩，繼續開「萬家宴」。可以確信，在12月底到1月19日這關鍵的兩三星期，正如當時一個英國團隊的模型預測，武漢已出現廣泛社區傳染，大概有幾千人受感染。

武漢同樣沒有在大規模的春運開始前阻止人口流出。在1月19日院士鍾南山說出有明確人傳人證據後，中國官方不久（1月23日）做出史無前例的「武漢封城」決定，但在真正封城前已有五百萬人離開武漢，走向全國和世界各地。這些「武漢人」成爲病毒傳播的中轉站。

連胡錫進也承認

中國專家在一份報告中 指出，最初幾週的處理不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進而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這是恰如其分的。有理由相信，如果在至關重要的早期，中國能積極處理，可能新型肺炎一早就能被遏制。

有最新研究指出，如果中國的防疫措施提早一週、兩週、三週採取防疫措施，確診病例將可分別減少66%、86%、95%，並顯著減少感染地區數量。

中國早期處理的失誤是毋庸置疑的。這連無時無刻不在為中國辯護的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也承認：中國政府（武漢和國家衛生部門）對這次疫情擴散負有責任。 問題只是責任是地方政府的「鍋」還是中央政府的「鍋」。目前看來，中國的失誤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員的問題而不一定是中央的直接失誤。但即便如此，中央也無法推卸責任。

第一，有説法指，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並不相信武漢當局的説法，在1月6日就提議啓動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二級應急響應，但被更高層否決 。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如何應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並不是此次會議的重點。在會議上，中央領導人要求要注意防範，但同時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響即將到來的農曆新年節日氣氛。 這未知真假，但「不影響氣氛」是中共的政治傳統，武漢爲保「兩會」，連續六天「零增長」顯然就是「不影響氣氛」的產物。

第二，中共官場強調「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各地「維穩」是第一要務。為維穩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於是也帶來「欺上瞞下」之風。醫院也要向上級隱瞞病情，地方要向中央隱瞞。

第三，與「不影響氣氛」相适應，中國也有一套「外鬆内緊」的政治傳統，希望大事化小，在人民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把事件解決。這本來就並不理想，更重要的問題是，在疫情爆發之初，連「外鬆内緊」也不做，「外也鬆，内也鬆」，導致大量醫護人員被感染，他們又交叉感染更多病人，醫院成爲重要的傳染源。

最後，中共嚴密控制言論，在大數據工程啓動之後，對公民言論自由打壓無以復加，就連在微信群組傳截圖也被「訓誡」。假使中國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疫情必然能更早被社會警覺。

※作者為文學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