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觸過的聯合國機構　都比WHO通情達理
 

2020年迎來了常出現重大歷史事件的庚子年的光臨，也迎來了衝擊空前慘重的超大隻黑天鵝—新冠肺炎溫疫的現身，在職司全球健康維謢和生命保障的世界衞生組織（WHO）一連串有意的輕忽之下，台灣彷佛成了「國際防疫孤兒」，彳亍獨行，自力防疫。其實，世衛對台灣的忽視，甚至歧視，不是現在才開始，而是有近半世紀的漫長歷史，只是在現任秘書長譚德塞詭譎的操持下，於今為烈，且愈演愈烈，對台灣全民的呼籲和國際間公正人士的呼聲，譚君基本上充耳不聞。我們該如何積極因應，將台灣有效防疫、抗疫，善盡國際社會責任的作為與成就，以有組織、有策略、有系統、有內涵的創新做法向國際傳播，確為當前朝野重大課題。對此大題目貢獻心智，是每位國民無可旁貸的社會責任，包括作者在內。
 

本章將從我50年前進入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宣傳處之初，就參加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後勤工作，憶苦思甜追述往事、檢視現狀，並提供建言。因回顧的年代久遠，涉及的人、事、物繁多，要使用較多篇幅，尚請讀者朋友海涵。在心境上，以往讀到盛唐時期詩人王之𠗫的《出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只覺前兩句描刻一座孤城聳立在萬仞髙山之中，相當悲壯。現在書寫此篇，更深刻感受到後兩句描繪塞外之地，春風不度，不產楊柳的深意。王之𠗫藉此勸以何需怨，我的感觸是受到孤立，（民眾）怨更深。譚德塞先生，你友好中國，你如能讀中文，應深切體會呀，不要把台灣視為塞外而漠視之、孤立之。
 

台灣遭國際組織孤立半世紀
 

由近及遠，先從最近種種説起。一向對台灣不理不睬的譚德塞，4月上旬在新冠肺炎疫情記者會中突出奇招，未舉出確實事證，花了三分鐘狂轟台灣朝野對他進行歧視。其後，他可能認為，台灣—這個在台籍前輩作家吳濁流筆下所形容的「亞細亞的孤兒」，會就此偃旗息鼓、沈默以對。然而，台灣26980位民衆自動捐款集資購買4月14日《紐約時報》全版廣告版面，刊出題為“WHO can help ?………Taiwan”的公開信，強調台灣可以幫忙、願意幫忙、也正在幫忙。世衛組織由發言人作了13點回應，指世衛「數十年來」與台灣保持「技術交流」。這些「交手」，在世衞歷史上難得一見。

作為早期新聞局（現已裁撤）的前公職人員，我倒特別注意到世衛發言人用的「數十年來」一詞，指涉的就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中華民國竟遭聯合國除名之後的漫長歲月。我是在1971年9月1日到新聞局報到上班，與同事作了許多對國際傳播、表明立場的努力，仍徒勞無功，一個多月之後的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次，而且聯合國屬下15個有關衞生、金融、工業、農業、電信、智材、郵政、航空、海運、勞工、氣象、旅遊及文教的專門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勞工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萬國郵政聯盟及教科文組織-- -等都一夕變色、翻天覆地。古往今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在一夕間遭到如此徹底的背叛，和如此不公的對待。而聯合國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維繫國際和平為宗旨的國際組織，自此成為以主權為主導而爭執不斷的組織。

中華民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周書楷宣布退出聯合國，步下講台的身影。（圖片摘自網路）

堅强獨力求存 應獲接纳善待
 

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在國際政經社會上，許多方面的遭遇確實有如「孤兒」，只能獨力求存。所幸，這個「孤兒」以堅強的意志，克服各個階段各種類型的嚴苛挑戰，持續向前推進，締造經濟奇蹟，並走向全民民主之途。更可貴的是，即使遭到聯合國集團的背棄，邦交國也寥寥可數，台灣仍自認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仍力求善盡國際社會責任。當然，她也期望得到國際組織的接納和善待。
 

站在人道尊重和人權申張的角度，以及珍惜台灣對世界公共衛生所作的長期貢獻，最應該接納及善待台灣的國際組織，應該就是世界衞生組織。她是聯合國専門機構之一，是獨立的國際組織，設置的目的就在維護寰宇人類的健康安全和公衛福祉，怎麼可以把台灣排除在外？然而世衛在政治上一向聽聯合國之命行事。對台灣重返WHO的問題，世衞的態度就是：談都不必談。如今，我國抗疫表現良好，受到國際稱道，世衛是否會因此稍稍解開對台灣的封鎖，仍待觀察。但似難以抱持太大的期望。

在我長期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也有幾次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髙級官員或專家的交流經驗。他們不忽視台灣的存在，經常注意台灣發展的方向；蒐集台灣有關的發展現狀資訊；邀請台灣𠎀出的學者、專家參加機構相關的研究計劃或專業研討會；甚至以休假名義，親自來台灣實際訪探。這是主持一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機構應有的胸襟和作爲，我們不知道WHO為什麼做不到？即使難得一見的與台灣做點「技術交流」，總讓人感覺其有勉為其難的「苦衷」，甚至是交差了事。
 

有些國際組織仍存務實做法
 

舉個實例。台灣離開聯合國之後，我在1991年夏間遇見的第一位聯合國機構的資深官員，是設在曼谷的國際勞工組織亞洲區分部的埃及裔勞工教育專家賈瑪．納哈斯（Gamal Nahas)。他是我的老友世新大學教授皇甫河旺引介。在我安排的餐敘中，他首先說明，他的專業在推動亞洲的勞工教育，他知道台灣勞工素質髙，一直想來實地考察，稍早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中，與皇甫教授同台，也表達此願。皇甫教授表示屆時可安排他與我晤面，因為當時我擔任總編輯的《中國時報》曾將新莊一家染織廠徵作業員，首度有大學畢業生應徵且獲錄取的新聞作了頭版頭題，顯然重視勞工教育問題。納哈斯表示此次是以休假名義成行。
 

我們相談甚歡。我盡所知告訴他台灣勞工教育水平隨著整體國民教育發展而提升的實況，並表示我可請《中國時報》駐各地記者協助安排他到工廠實地訪察。納哈斯欣然接受，並透露根據他的研究結果，到那個階段，台灣勞工受教育平圴達到11.5年；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10年，正急起直追中，仍有一段距離；泰國的經濟在1990年前後衝刺了一段時間，91年之後又緩了下來，因為勞工受教育平均只有四年多，撐不起經濟的往上提升。他認為泰國對勞工教育的提升，應仿台灣以教育帶動經濟的作法。我問他，這些發現，他會在內部提出並作相關建議嗎？他説，；「那當然，不然我來做什麼！」堅定的語氣，迄今印象深刻。
 

IMF不忽視台灣是重要經濟體

擧第二個實例。1997年春夏間亞洲從泰國、韓國、印尼開始引暴大规規模金融危機，震撼全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不得不提供一筆筆巨額紓困貸款。南韓《中央日報》於10月初與經濟合作曁發展組織（OECD)合作舉辦《亞洲媒體與言論人討論會》，我以《中國時報》社長身份受邀參加—儘管我國並非OECD會員國。大會主講佳賓是國際貨幣基金會亞太區總裁、奧地利籍的奈斯（Hubert Neiss) 。他指出，為了保證紓困援助計劃的成功，IMF對受援的會員國會有一些要求，希望大家能共體時艱，理解「IMF 不是神，不是救世主，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奈斯的言論中肯，但受援國家的民眾不一定中聽。

接下來，在我與奈斯的對話中，他對初次見面的我，講了一段很中性，但也頗為中肯、中聽的談話。也展現了國際貨幣基金會對一個前會員（Ex-member)的台灣，是如何用一個較為通情達理的態度來看待的。基本上與世無爭（合理的商業競爭除外），並善盡國際社會責任的台灣，只因政治因素，就被各種國際組織孤立冰凍，相較之下，IMF務實溫和多了。
 

那是討論會之後，包括我在內的20位來自亞洲各國的報社社長、總編輯和總主筆，前往青瓦台（南韓總統府）會晤南韓總統金泳三。在會客室等候總統到來期間，我的隣座就是IBM的奈斯，我表明身份，希望他稍後能撥出半小時作個訪談。他慨允在晚上東道主的歡送睌宴之前談40分鐘。大部份時間談IBM紓困救援卻招反彈抱怨的情況。最後十分鐘，我提出規劃中的「主題」。

《亞洲媒體與言論人討論會》後，由作者（左三）領隊，前往青瓦台拜會當時的南韓總統金泳三（左二）並座談兩韓關係及世界情勢。（圖片/作者提供）

首先我問他：「國際貨幣基金會怎麼看待作為亞太四小龍之一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他回答：「台灣是IMF早期的會員國，但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之後就不再是會員，依規定我們不能與台灣接觸，但台灣離開聯合國到現在的26年間，追求和平穏健發展，經䄢成長令人印象深刻（impressive ), 當今重要的國際組織都有此認知，IMF也不例外，重要的報告都不會忽視。」的確，以最近國際貨幣基金會公佈的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的2020年各國GDP的預测報告，就單獨列了台灣，雖然預估數字是非常悲觀的負4.1。台灣有關部門也立即作了出努力維持2020年經濟正成長的回應。
 

提出「台灣紓困」的雙面問題

我一向重視勤下功夫，問出好的問題，才能得到好的答案。我下了點功夫，問奈斯下個問題：「如果説，台灣有意參加對鄰近國家的紓困貸款，請問有什麼方法？」奈斯考慮了一下，答説：「願意幫忙者，會得到上帝的祝福。透過台灣有會籍的區域組織—像亞洲開發銀行，會是一個恰當的途徑。」最後，我問了一個一體兩面的問題：「萬一台灣有金融危機需要紓困，有機會得到類似IBM的組織的援助嗎？」他回答：「金融危機像瘟疫一樣是有傳染性的（contagious），像台灣這麼重要的經濟體，如發生金融危機，其嚴重性萬一到達需要國際援助的程度，IBM雖然不能直接提供紓困貸款，但我們會樂見國際紓困包裹的出現，你們在國際間還是有不少朋友的。」

也許有人認為奈斯是口惠而實不至，但以其當時在IMF的髙位階，且正在主持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紓困案，其談話展現的中肯中道的誠意，通情達理的成份（或稱含金量），及IBM處理台灣財經資訊的務實做法，在國際間恆處孤立狀態的台灣及其人民，是有感受到溫情的。

世衛不做對台灣的容納及協助

兩相比較，對台灣可有更大的包容力卻不理會，對台灣公衞推動可有更大的協助力卻不作為的世界衞生組織，與IMF之間是有一大段距離的。易言之，聯合國屬下的15個專門組織中，把「政治正確」大旗擧得最髙的就是目前的世衞，掌旗者就是譚德塞。曾公開「規勸」美總統川普不要把防疫當「政治問題」，否則「你會見到更多的屍袋」的是譚德塞；但是用百分之百的政治考量對待台灣的也是譚德塞。對台灣衞福部於2019年底通報HBO武漢有人傳人的新型肺炎發生的病例，卻置之不理的仍是譚德塞。
 

只要世衞組織不解開心結，譚德塞不改其對台灣的偏見，執意在疫情報告中把台灣納入中國疫；執意不走出接受台灣以飌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衞生大會（WHA)的第一步，則台灣完整参與世衛，明顯的仍有很長的距離，我們仍要長途跋涉，有規劃、有系統的將我們在防疫及其他公衛計劃上作了什麼努力？有何成效？能提供世人那些有價値的參考資訊？能與各國作什麼合作……等等，持之以恆、積極全面的向世人傳播。當然，如果世衞願走出政治匡架的侷限，歡迎台灣以適當方式參與國際公衞及防疫的工作，我們會樂觀其成，而且，那是我們應得的。We deserve it！
 

台灣致力抗疫應廣向世人傳播
 

以上所列複雜而長期的傳播教育工作，無法靠刊登幾次廣告來推動，必需有專責機構統籌規劃之、推動之、溝通之和檢視之。那麼，找誰呢？那個機構可長期總其成呢？在此防疫危機時刻，民眾注目的焦點自然是作為防疫指揮中心的衞福部，但要它長期負責公衛和疫情的國際傳播，它無法兼顧，也非其專業；外交部作為溝通國外疫情的橋樑和協助外國人士及僑民的管道，也有人認為它有適當性，但外交工作繁雜，且被認為一板一眼比較剛性，與較重視柔性溝通技巧的傳播工作，亦有差異性。我想起的倒是已經被廢除，走入歷史七年的新聞局。對處身國際防疫孤兒的台灣，如果新聞局還存在，她又能做什麼呢？
 

我想到的是，應該有人仿傚1971年9月新聞局駐紐約新聞處主任陸以正，為了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是否採用「複雜的雙重代表案」方式（Dual Representation Complex, D. R. C. )，上CBS新聞與當時的美駐聯合國大使老布希（1989–93美國總統）雄辯一小時的歷史事例，現在更應該爭取上美國有影響力的全球性電視網如CNN或MSNBC，或英國的BBC及日本的NHK,敦促國際重視台灣在對抗新冠肺炎瘟疫的努力，要求WHO同意台灣以適當方式加入
該組織。

對外傳播需有獨立機構總其成
 

我也常思考，在十多年來輕重不分的行政院組識再造的亂局中，如果新聞局國際傳播部門能够倖存，兩百餘位工作人員分佈在美加、中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及中東各個角落，從事媒體和包括醫療界人士在內的專業人士的聯絡和傳播，可想像會是一支如何特別的可派遣、可究責的傳播隊伍？對我國防疫成就的國際傳播能夠如何做到更廣、更快、更新、更深的傳播？對穾破世衛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對台灣的封鎖，又能發揮何種的傳播力量？
 

我無意為新聞局辯護。全盛時期的新聞局，主管業務涵蓋電視、電影、報纸、廣播、出版、國内宣傳和國際宣傳，還負責督導中央社、中廣集團和央廣等公共媒體，從台灣到世界，從中央到地方，觸及之廣可謂包山包海，有人評論它球員兼裁判；更有人認為它是戒嚴時期，政府壓制輿論的「工具」，但隨著台灣快速的民主化，解嚴之後的新聞局，早已改頭換面，以服務代替管理。尤其國際傳播部門，也早已將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透明化、公共化及人文化作為傳播重點，熱心協助國際人士暸解這些都是台灣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我們期待以創新思维綂籌對外傳播的獨主機構能儘速成立。
 

以人文軟實力打造抗疫力量
 

最後，談談人文化。面對如世衛譚德塞者流的計算和謾罵，我們仍要追求文化的提昇和心靈的充實，讓我們的社會更趨向安定和諧，也讓我們的防疫抗做得更好更踏實，這才是我們最強勁的人文軟實力。因此，若干網民强調譚德塞是「黑人」的留言，是過於情緒化的反應；極少數網民數落他是「黑鬼」的説法，更有損自身的人格修養和文化涵養，均應力避之。

黃肇松(圖右）新聞生涯中常採訪別人，也經常被別人採訪，談台灣政局、兩岸關係及國際處境。圖為《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尼可拉斯（Joseph Nicolas)來採訪。圖片/作者提供

總之，台灣在2020年初獨力抗疫迄今（5月1日），已連續6天無確診病例，也是連續第19天無本土感染病例，而民眾自動捐贈口罩給國際疫情嚴重國家的數量愈來愈多，説明只要我們致力抗疫、以理服人，不在口舌意氣上旁生枝節，則不僅防疫工作有重大成就，更能收吾道不孤、廣添同道的自然發展。聞名全球的媒體，總部設在紐約的彭博社（Bloomberg)4月30日發表的長篇專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專論開宗名義指出，很少有一個國家能够站得比大温疫前還強大的，台灣是其中之一。

接著，專論指出往往被視為「國際孤兒」的台灣在這次疫情中，處於何種情境：「台灣得不到世界衞生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任何的援助，而被迫必需自力控制疫情的爆發。」原文簡明扼要而真實，値得錄刋於下，供讀友參考：“Taiwan was forced to contain the      outbreak  without          official  help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bodies.”  專論中引述美學者沙莉．利格的話说，「台灣可能被繼續壓制在（國際）外圍旁觀，但其防疫成功得到的正面形象和高挺的樣貌，無疑已在國際上贏得影響力。專論的結論是；台灣的成功，證明民主和開放可對抗新冠肺炎病毒，而不需用專制威權的手段。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値得警醒；也說明有一個類似新聞局國際傳播部經常傳播此「道」，確實重要。

《 作者素描：黄肇松 的唯一：新聞 》

黃肇松「矢志新聞工作」，是從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開始；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期間任《青年戰士報》校園記者；髙中時任《中央日報》苗栗特約記者，並任《苗中青年》總編輯及《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特約作家，是黄肇松少年時期對新聞採、寫、編的探索。
       

考入政治大學東語系讀語文，常常出現在政大新聞舘，把新聞系當「輔系」，後考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正途」，為其後的新聞工作紮基。
     

黃肇松的「廣義的新聞工作」，從通過髙考，進入行政院新聞局開始。為國內外的媒體記者提供資訊服務，歷任科員、編審、科長及駐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
     

1982年轉入中國時報集團在紐約創刋的《美洲中國時報》工作，歷任主筆、編譯主任、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後任《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前後在紐約從事新聞相關工作11年。
     

1987年返台，開始他在台灣大開大闔的新聞實務工作。先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時報系總管理處執行副總經理、總經理，常務董事兼《時報周刋》董事長。2008年從時報退休，任職27年。其後，先後被聘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其間曾獲世新大學聘為專任客座教授，執教六年。
     

從嚮往新聞到讀新聞、做新聞、教新聞，一以貫之，新聞，是黄肇松的唯一。